無需寧鳴死 必不默而生

 

無需寧鳴死   必不默而生     30.06.14

 

  「離補過後‧打壓加強」是本報上周六一篇專訪報道的標題，不錯，在「反離補法案」一役的所謂「公民勝利」、「公民覺醒」的政治情勢下，當權者並沒有政治覺悟，在施政上改弦更張，尊重輿情；卻倒過來反撲，要打壓「滅聲」！

    近來一些積極參與社會和經常評論時政的學者遭到各種「招呼」就是明證；除了幕後的白色恐怖，台前又怎可少得「網絡評論員」們的輿論引導工作，大肆抹黑敢言學者，繼續為政府權貴護航更是常識！兩招並舉下，當權者看似已守穩了陣地，更大的反制或會在選委選舉後，以保崔世安更體面地成功連任。

  政府官員三番四次強調「新聞及言論自由」是澳門特區的核心價值，但市民大眾從來看不見政府有捍衛這個「核心價值」的決心，卻多次看到破壞它的小動作，敢於批評、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公共知識份子被「打壓」，甘自閹割為權勢說話的「公公知識份子」卻得寵；「離補」風波已讓人看清一些公共知識份子的原形，雖然沒與「公公知識份子」沆瀣一氣，卻對不公不義事情選擇沉默，令人失望，須知沉默有時都係一種罪，在中國古已有對知識份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期許，也是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一種「自天」的責任；在西方世界，知識分子被認定是「天生的反對派」，因為他們從不是現存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主要反思力量。

   其實在澳門，知識份子無需「寧鳴而死」，只要說自己相信的話，誠實的表達自己，「不默而生」就已合格。

 

 

 

 

 

貽害­更甚文革

貽害­更甚文革    03.06.14

  近年香港台灣不少學術團體所做的調查都顯示，港台市民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愈來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就更多不認同「中國人」這身分，當中除了是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外，恐怕就是與近年來他們所見的所謂「強國人」的行為表現有關。
  「六四事件」轉眼又快廿五年了，回看八九那年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精神面貌，都非今日可比，雖然那時中國未「大國崛起」，中國人未成「強國人」，人民物質生活未那麼富裕，可說仍是很窮，但大多數人對這個國家仍抱有希望，對自己的個人前途仍充滿憧憬，深信中華民族必有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國人亦必有日在神州大地呼吸到自由空氣，與其他文明國家國民一樣有尊嚴地過活，發奮圖強建設國家，共奔小康！
   海內外華人亦作如是想，所以才有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都爆發史所僅見大規模的聲援行動，那時代最多只有勢利的人看不起中國人的窮，少有人厭惡他們的行為道德，那時代 雖有「官倒」、「貪腐」，但社會還未致於遍地腥羶，滿街狼犬；官員中還有機會找到如六、七十年代般樸素清廉的；社會未有城管、土豪和裸官，各階層相對還算平等，大多數人還是有良知的，那時候中國是個充滿浪漫和追求改革的年代！
    可惜，槍聲響過後，這個民族便竟如此急速向下沉淪，官民爭相只顧搵錢，一切只問收獲，不問手段，社會只崇拜權力與金錢，大家服膺強權就是真理！人際關係更簡單得可怕，就只是在金錢和­利益的層面上游離，全民道德大滑坡，一個與我們同文同種但很陌生的民族就在這二十五年間誕生了，連一些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所謂「大中華膠」，也漸覺得與「強國人」愈來愈有疏離感，總覺有種不能兼容的自然反射，反覆問著：他們還是我們認識的中國人嗎？所以中共處理「六四事件」的貽害要比文革浩­劫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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