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25.08.14
昨日本澳舉行了官方口中屬「違法」的所謂「民間公投」,當局出重手打壓,拘捕了『公投委員會』負責人及多名團體的志工,罪名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加重違令罪」,一時間白色恐怖瀰漫小城!
一切只為政治服務
「民間公投」遭到打壓本該預料,惟是手法之粗暴及不講法不講理的表現卻出人意表,說明為了政治正確,政治竟可以優於法治,執法及司法部門的工作原來都只為政治服務,思之怎不令人心寒?
回歸十五年,澳門愈向國內「窒息自由」的文化靠攏,警察變身公安、大學祭酒淪為食客......這都有違人稱「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的指示---『他們〈港澳〉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那個制度』,這正就是「一國兩制」的精義所在,可惜如今破壞「制度」的不只他們,還有我們政府的配合。
今年是「總設計師」的一百一十周年誕辰,國內媒體刊發了不少紀念文章,頌讚鄧公帶領中國走向開放富強;而今年亦是美國『自由之夏』運動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夏日,一場民權運動亦影響了美國近代社會的發展......
一九六四年六月到八月,美國近千名白人在密西西比州參與為黑人爭民權的「自由之夏計畫」社會運動,其引發的效應直接影響了後來美國的女權運動及反戰運動。
五十年前美國『自由之夏』
在『自由之夏』運動中,近千白人青年志工來到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密西西比州,幫助受迫害的黑人進行選民登記〈在此之前,密西西比州只有百分之六點七的黑人登記為選民,而當時的黑人佔全州人口百分之四十多。白人擔心一旦放開投票,黑人必將掌握州政權,損害白人利益〉,他們主要來自北方菁英大學的大學生。在那年夏天裡,這群充滿理想主義的志工面臨了各種來自政府及「三K黨」的暴力威脅,運動中有三名志工失蹤,最終証實遇害,引發了全美國的關注,讓更多美國人看到種族壓迫的事實,隔年詹森總統便簽署了投票權法案,在形式上禁止種種剝奪黑人投票權的規定。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在《自由之夏》一書中,就曾分析那年夏天社運志工與社運的關連性。指出「自由之夏」社運志工大多有極高的自信與理想,相信自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才創造了奇蹟,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亦趁今年『自由之夏』運動五十周年,推出了全新紀錄片《Freedom Summer》,向一九六四年夏天南下密西西比的所有民權志願者致敬。因為他們,美國南方的黑人才有了今天的自由。
澳門有日因你而改
同樣地,筆者亦向參與今年「光輝五月」及「民間公投」的市民致敬,尤其青年志工,因為筆者相信你們也有極高的「自信與理想」,才敢勇立潮頭,不怕打壓,做自己認為應做之事,教育大家要做自己的主人,有日澳門或真的會因你們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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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5日 星期一
要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It’s difficult to be a cynic, a person who sees little good in anything, has no belief in human progress, and shows this by being sarcastic. To qualify for such a grand title, a reporter has to have an extensive and critical knowledge in practically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He has to work himself to death to acquire that much knowledge. Few aspiring journalists want to do so.......
2014年8月18日 星期一
善治談何容易
善治談何容易 18.08.14
第四任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崔世安公布參選政綱,以『同心致遠、共享繁榮』為施政目標,分四個部分闡述具體內容,分別為《宜居篇》、《發展篇》、《關愛篇》和《善治篇》。前三篇都是順勢而為,老生常談,末篇《善治》乍看篇名似覺眼前一亮,細閱之重點都只是側重公共行政問題〈如.精兵簡政,調整公共行政架構,精簡諮詢機構;實現官員問責制與領導官員績效評審制;研究公務人員的選拔、晉升及「分級調薪」制度;檢討中央招聘、修訂職程制度;加強監管公共工程......〉,新意不多,卻用上了「善治」的包裝。
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和國際組織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來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通常被定義為要有參與性(participatory)、共識性(consensus
oriented)、負責性(accountable)、透明性(transparent)、回應性(responsive)、效應性(effective and efficient)、衡平性(equitable and
inclusive)與守法性(the rule of law)等八項元素,換上我們的慣常用語就是「公眾參與」、「尋求共識」、「官員問責」、「施政透明」、「回應社會」、「行政高效」、「社會平等」及「法治精神」。
善治的目的就是透過「參與、透明、回應、共識、法治、效率」等手段、去建設一個「公平、信任、包容、和諧、安全」的社會。要達此首先要有一個認受性的政治制度,有一個人民可以信任並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方可,明乎此,則便知道「民主是善治之本」,在崔世安的《善治篇》中,談政制發展只得「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寥寥十八個字便輕輕帶過,兩年前的『加二加二』政改方案,要求民主進步的澳門人領教過了,對崔世安的「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承諾又會有甚麼期望?
退一步來說,『架構調整,精兵簡政;實現官員問責制;加強監管公共工程; 重大法案進行立法前公開諮詢』等都算已是澳門特色的「善治」了,但還不是騙人嗎?崔上任五年政府部門不斷擴編增員,目前本澳公務員已超過三萬人,躋身世界上人口與公務員比例最高城市之列;多起高官出事不問責,哪怕只是政治責任也不願擔起;「離補法案風暴」也就是犯了重大法案立法前沒有妥善公開諮詢的大錯!
老子道德經有云「上善若水。」,又謂「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老子教導大家要像水一樣,有利萬物卻不與萬物爭利;說話言而有信,按自然法則處理事務,做力所能及事情,又善於把握行動時機。若特區的高官都能做到如此,縱使未能做到當今要求的善冶,也可減少不少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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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difficult to be a cynic, a person who sees little good in anything, has no belief in human progress, and shows this by being sarcastic. To qualify for such a grand title, a reporter has to have an extensive and critical knowledge in practically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He has to work himself to death to acquire that much knowledge. Few aspiring journalists want to do so.......
2014年8月11日 星期一
階級鬥爭 山雨欲來
階級鬥爭 山雨欲來 11.08.14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社會近年都有一個相同變化的趨勢,就是社會分化、階級對立。從經濟到政治都是如此,在經濟層面:回歸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變成一種捕食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商家往往要「賺到盡」,把小市民剝削到極致。而變身國際第一大賭城的澳門亦創新了一套權貴親朋資本主義制度,所有經濟利益與發展機會都給他們壟斷。兩地社會貧富懸殊加劇,樓價升無止境,社會被分化為「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
在政治層面:香港方面是一個開放社會卻沒有一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是香港難於管治的主要原因;澳門則是一個半封閉社會,政治權利向由極少數人包辦,澳人只懂服從安排,幸福與否只能「聽天由命」,對權貴話事的政府,大多數人惟有低頭認命,因為我們手中無票,正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兩地社會都讓少數人享有政治特權,排除了公民平等分享政治權利,造成「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的矛盾,香港的『和平佔中』與本澳的『民間公投』不就是在這樣政治權利不公的死局下被逼出來?加上兩地政府的用權不當,又乏制度制衡,加劇「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對立,兩地年輕人近年的抗爭行動就是對社會種種不公現象的反彈和控訴,要怪者誰?
「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特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社會「階級分化」已經成形,「階級鬥爭」亦逼在眉睫。「階級鬥爭」是指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結果。港澳人其實都討厭「階級鬥爭」,亦不懂搞「階級鬥爭」,只是有日或會被迫走上這條鬥爭的道路,因為有時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所進行的鬥爭雖然沒有根本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但由於他們在鬥爭中所顯示的力量﹐迫使剝削階級不得不進行某種改革﹐或作出某種讓步,得到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與「公民抗命」目的相同,兩者不同的只是手段,「公民抗命」是和平的不合作運動,「階級鬥爭」往往就是暴烈的革命行動,你死我活見血方休。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仍只想「公民抗命」,未有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意圖,可是卻被人標籤「暴力」,誣陷「造反」,原本是「人民內部矛盾」被扭曲成「敵我矛盾」,要殲之後快,而煽動仇恨,挑起「階級鬥爭」的竟就是握有權力的一方,無權力的「公民」又怎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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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社會近年都有一個相同變化的趨勢,就是社會分化、階級對立。從經濟到政治都是如此,在經濟層面:回歸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變成一種捕食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商家往往要「賺到盡」,把小市民剝削到極致。而變身國際第一大賭城的澳門亦創新了一套權貴親朋資本主義制度,所有經濟利益與發展機會都給他們壟斷。兩地社會貧富懸殊加劇,樓價升無止境,社會被分化為「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
在政治層面:香港方面是一個開放社會卻沒有一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是香港難於管治的主要原因;澳門則是一個半封閉社會,政治權利向由極少數人包辦,澳人只懂服從安排,幸福與否只能「聽天由命」,對權貴話事的政府,大多數人惟有低頭認命,因為我們手中無票,正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兩地社會都讓少數人享有政治特權,排除了公民平等分享政治權利,造成「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的矛盾,香港的『和平佔中』與本澳的『民間公投』不就是在這樣政治權利不公的死局下被逼出來?加上兩地政府的用權不當,又乏制度制衡,加劇「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對立,兩地年輕人近年的抗爭行動就是對社會種種不公現象的反彈和控訴,要怪者誰?
「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特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社會「階級分化」已經成形,「階級鬥爭」亦逼在眉睫。「階級鬥爭」是指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結果。港澳人其實都討厭「階級鬥爭」,亦不懂搞「階級鬥爭」,只是有日或會被迫走上這條鬥爭的道路,因為有時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所進行的鬥爭雖然沒有根本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但由於他們在鬥爭中所顯示的力量﹐迫使剝削階級不得不進行某種改革﹐或作出某種讓步,得到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與「公民抗命」目的相同,兩者不同的只是手段,「公民抗命」是和平的不合作運動,「階級鬥爭」往往就是暴烈的革命行動,你死我活見血方休。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仍只想「公民抗命」,未有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意圖,可是卻被人標籤「暴力」,誣陷「造反」,原本是「人民內部矛盾」被扭曲成「敵我矛盾」,要殲之後快,而煽動仇恨,挑起「階級鬥爭」的竟就是握有權力的一方,無權力的「公民」又怎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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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difficult to be a cynic, a person who sees little good in anything, has no belief in human progress, and shows this by being sarcastic. To qualify for such a grand title, a reporter has to have an extensive and critical knowledge in practically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He has to work himself to death to acquire that much knowledge. Few aspiring journalists want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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