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5日 星期一

要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要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25.08.14

    昨日本澳舉行了官方口中屬「違法」的所謂「民間公投」,當局出重手打壓,拘捕了『公投委員會』負責人及多名團體的志工,罪名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加重違令罪」,一時間白色恐怖瀰漫小城!
    一切只為政治服務
     「民間公投」遭到打壓本該預料,惟是手法之粗暴及不講法不講理的表現卻出人意表,說明為了政治正確,政治竟可以優於法治,執法及司法部門的工作原來都只為政治服務,思之怎不令人心寒?
    回歸十五年,澳門愈向國內「窒息自由」的文化靠攏,警察變身公安、大學祭酒淪為食客......這都有違人稱「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的指示---『他們〈港澳〉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那個制度』,這正就是「一國兩制」的精義所在,可惜如今破壞「制度」的不只他們,還有我們政府的配合。
   今年是「總設計師」的一百一十周年誕辰,國內媒體刊發了不少紀念文章,頌讚鄧公帶領中國走向開放富強;而今年亦是美國『自由之夏』運動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夏日,一場民權運動亦影響了美國近代社會的發展......
    一九六四年六月到八月,美國近千名白人在密西西比州參與為黑人爭民權的「自由之夏計畫」社會運動,其引發的效應直接影響了後來美國的女權運動及反戰運動。
         五十年前美國『自由之夏』
   在『自由之夏』運動中,近千白人青年志工來到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密西西比州,幫助受迫害的黑人進行選民登記〈在此之前,密西西比州只有百分之六點七的黑人登記為選民,而當時的黑人佔全州人口百分之四十多。白人擔心一旦放開投票,黑人必將掌握州政權,損害白人利益〉,他們主要來自北方菁英大學的大學生。在那年夏天裡,這群充滿理想主義的志工面臨了各種來自政府及「三K黨」的暴力威脅,運動中有三名志工失蹤,最終証實遇害,引發了全美國的關注,讓更多美國人看到種族壓迫的事實,隔年詹森總統便簽署了投票權法案,在形式上禁止種種剝奪黑人投票權的規定。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在《自由之夏》一書中,就曾分析那年夏天社運志工與社運的關連性。指出「自由之夏」社運志工大多有極高的自信與理想,相信自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才創造了奇蹟,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亦趁今年『自由之夏』運動五十周年,推出了全新紀錄片《Freedom Summer》,向一九六四年夏天南下密西西比的所有民權志願者致敬。因為他們,美國南方的黑人才有了今天的自由。
       澳門有日因你而改
  同樣地,筆者亦向參與今年「光輝五月」及「民間公投」的市民致敬,尤其青年志工,因為筆者相信你們也有極高的「自信與理想」,才敢勇立潮頭,不怕打壓,做自己認為應做之事,教育大家要做自己的主人,有日澳門或真的會因你們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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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 星期一

善治談何容易


     善治談何容易     18.08.14

 

   第四任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崔世安公布參選政綱,以『同心致遠、共享繁榮』為施政目標,分四個部分闡述具體內容,分別為《宜居篇》、《發展篇》、《關愛篇》和《善治篇》。前三篇都是順勢而為,老生常談,末篇《善治》乍看篇名似覺眼前一亮,細閱之重點都只是側重公共行政問題〈如.精兵簡政,調整公共行政架構,精簡諮詢機構;實現官員問責制與領導官員績效評審制;研究公務人員的選拔、晉升及「分級調薪」制度;檢討中央招聘、修訂職程制度;加強監管公共工程......〉,新意不多,卻用上了「善治」的包裝。

    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和國際組織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來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通常被定義為要有參與性(participatory)、共識性(consensus oriented)、負責性(accountable)、透明性(transparent)、回應性(responsive)、效應性(effective and efficient)、衡平性(equitable and inclusive)與守法性(the rule of law)等八項元素,換上我們的慣常用語就是「公眾參與」、「尋求共識」、「官員問責」、「施政透明」、「回應社會」、「行政高效」、「社會平等」及「法治精神」。

    善治的目的就是透過「參與、透明、回應、共識、法治、效率」等手段、去建設一個「公平、信任、包容、和諧、安全」的社會。要達此首先要有一個認受性的政治制度,有一個人民可以信任並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方可,明乎此,則便知道「民主是善治之本」,在崔世安的《善治篇》中,談政制發展只得「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寥寥十八個字便輕輕帶過,兩年前的『加二加二』政改方案,要求民主進步的澳門人領教過了,對崔世安的「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承諾又會有甚麼期望?

  退一步來說,『架構調整,精兵簡政;實現官員問責制;加強監管公共工程; 重大法案進行立法前公開諮詢』等都算已是澳門特色的「善治」了,但還不是騙人嗎?崔上任五年政府部門不斷擴編增員,目前本澳公務員已超過三萬人,躋身世界上人口與公務員比例最高城市之列;多起高官出事不問責,哪怕只是政治責任也不願擔起;「離補法案風暴」也就是犯了重大法案立法前沒有妥善公開諮詢的大錯!

老子道德經有云「上善若水。」,又謂「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老子教導大家要像水一樣,有利萬物卻不與萬物爭利;說話言而有信,按自然法則處理事務,做力所能及事情,又善於把握行動時機。若特區的高官都能做到如此,縱使未能做到當今要求的善冶,也可減少不少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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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1日 星期一

階級鬥爭 山雨欲來

階級鬥爭  山雨欲來    11.08.14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社會近年都有一個相同變化的趨勢,就是社會分化、階級對立。從經濟到政治都是如此,在經濟層面:回歸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變成一種捕食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商家往往要「賺到盡」,把小市民剝削到極致。而變身國際第一大賭城的澳門亦創新了一套權貴親朋資本主義制度,所有經濟利益與發展機會都給他們壟斷。兩地社會貧富懸殊加劇,樓價升無止境,社會被分化為「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
  在政治層面:香港方面是一個開放社會卻沒有一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是香港難於管治的主要原因;澳門則是一個半封閉社會,政治權利向由極少數人包辦,澳人只懂服從安排,幸福與否只能「聽天由命」,對權貴話事的政府,大多數人惟有低頭認命,因為我們手中無票,正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兩地社會都讓少數人享有政治特權,排除了公民平等分享政治權利,造成「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的矛盾,香港的『和平佔中』與本澳的『民間公投』不就是在這樣政治權利不公的死局下被逼出來?加上兩地政府的用權不當,又乏制度制衡,加劇「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對立,兩地年輕人近年的抗爭行動就是對社會種種不公現象的反彈和控訴,要怪者誰?
    「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有票階級」與「無票階級」、「特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社會「階級分化」已經成形,「階級鬥爭」亦逼在眉睫。「階級鬥爭」是指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結果。港澳人其實都討厭「階級鬥爭」,亦不懂搞「階級鬥爭」,只是有日或會被迫走上這條鬥爭的道路,因為有時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所進行的鬥爭雖然沒有根本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但由於他們在鬥爭中所顯示的力量﹐迫使剝削階級不得不進行某種改革﹐或作出某種讓步,得到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與「公民抗命」目的相同,兩者不同的只是手段,「公民抗命」是和平的不合作運動,「階級鬥爭」往往就是暴烈的革命行動,你死我活見血方休。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仍只想「公民抗命」,未有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意圖,可是卻被人標籤「暴力」,誣陷「造反」,原本是「人民內部矛盾」被扭曲成「敵我矛盾」,要殲之後快,而煽動仇恨,挑起「階級鬥爭」的竟就是握有權力的一方,無權力的「公民」又怎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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