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權主張有遠見

平均地權主張有遠見

胡漢民為何跟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就是服膺孫中山所倡「平均地權」的主張及道理。胡漢民第一次見孫中山，那年是廿六歲，正與一幫廣東青年在日本法政大學苦讀西方政治法律。一天，孫中山來到胡租住的公寓，見面便大講三民主義。聽罷，胡漢民問道：革命是我平生志向，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絲毫無疑問，惟平均地權，民生主義，卻有未想通之點。孫中山馬上來了興致，滔滔不絕地講起他在歐美考察的見聞，堅信「平均地權」可以解決資本主義貧富懸殊及社會革命迭起的弊端。
當時只有書本知識的胡漢民霎時茅塞頓開，當即加入了同盟會。回望大陸，近年人民維權事件屢起，全都由拆遷等土地問題及社會貧富懸殊引起，近月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更令全世界矚目，國內群眾已由消極抵抗（如自焚），發展致組織起來，用民主選舉方式自選臨時自治組織，與政府抗爭談判，這與「革命」相距不遠了。
諷刺的是中共建政初期搞比「平均地權」更激進的「土地改革」，將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後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當然殺了不少地主），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贏得了農民的支持（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如今卻是官員夥同商人在城鄉徵地、佔地、騙地，把土地的利益全倒進官員和商人的口袋裡，不少人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土地或失去土地可以換回的利益，由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難怪國內有被拆遷沒得合理補償的老百姓大喊：「在清朝是我家，在北洋政府時是我家，在民國時是我家，在日偽時期也是我家，共產黨來了我家還是我家，怎麼你（領著強拆部隊的貪官污吏）來了，就變成是你的了？」
佩服孫中山一百年前提出的平均地權的主張，確真有遠見，若能在中國土地上實踐，當無今日神州遍地狼煙，人民為保家園，為守田地的維權血淚抗爭，每日上演了。

悼哈維爾

悼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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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傳來了金正日和哈維爾的死訊，一個是大獨裁者，一個是自由鬥士；令人好生感慨。
大獨裁者死去千人哭萬人喊，長城也崩；自由鬥士離世，人民靜默悼念，鮮花以祭。
一個是以謊言治國，暴力統治的獨裁者；一個是提倡真誠生活，拒絕謊言，拒絕暴力，領導和平的天鵝絨革命終至東歐變天，成就歷史傳奇的人民英雄。
獨裁者離世還有新的獨裁者，哈維爾遠去也不代表童話結束，試看今年在北非及中東風起雲湧的茉莉花革命，推翻了幾國的獨裁政權，都可視為天鵝絨革命的續篇，是「無權力者的權力」的有力展示，哈維爾的哲學與主張，今後還有機會在世界其他不民主、不自由的「荒誕國」開花。
哈維爾在他總統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在歷數國家面臨的問題之後有這樣的說話：「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
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分力。」上述之言是不也是切中今天中國的狀況？人民如可改變之？想想哈維爾的名言，「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心中」或可有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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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緩則圓

 事緩則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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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已運行廿年，部分條文被認為未能與時俱進，且還未依法成立「出版委員會」及「廣播委員會」，現在提出修法何有不妥？
部分新聞同行近來已表達他們所憂慮的理由，如質疑當局藉修法收緊新聞及言論自由等，筆者不再贅言，只是想補充一點，就是認為現階段無需修法的一個重要理由，係特區政府還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凡訂或修有關於人權、言論自由的法例，人們都會懷疑她的立法動機，亦憂慮她日後如何執法，反之若係民選的政府，那情況便又不同。
因為若是民選的政府，權力是來自人民，人民便不怕政府立法對付自己，世界上只有過分討好人民的民選政府，而沒有專門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民選政府，其理易明，即如近日在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細則性討論《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有意把「惡搞」列為刑事罪行，試看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地方鮮有如此法例，只有港澳特區才有此扼殺創意（「二次創作」也是「創作」），戕害創作自由及限制意見表達空間之事發生。
從《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忽然提出按照現行《打擊電腦犯罪法》一樣，未經著作人同意而「惡搞」其作品（不管有沒有不正當利益和商業目的），即屬刑事罪行的經驗來看，就算修訂《出版》及《視聽廣播》兩法在業界有共識下進行，誰可保證在立法審議期間不會被人塞進「私貨」？
說到底，都是官民互信不足的結果，非人民選出、沒有人民充分授權是特區政府的「原罪」，況且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從沒以積極行動取信於民，挽救先天不足，反而處處設防，軟硬兼施，防民之口，先有「官告民」法律妄欲訂立，現又有「惡搞」列刑罪的立法，在在昭示特區政府「防民」之心，在此氛圍下拋出修訂兩新聞法的議題，縱使政府真沒有限制新聞自由之心，也是愚不可及者，現時最佳處理方法是臨崖勒馬，叫停修法，或由政府主動出擊撤銷成立出版、廣播兩委員會及《新聞工作者通則》的條文，免挑動新聞工作者的神經。
事緩則圓 ，待特區政制邁向更民主，出現一個「人民授權」的政府時，再去修法立法也未遲。

局長可以做好些

 局長可以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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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在表達對新聞自由的擁護時，喜援引美國前總統傑弗遜的名言：「如果讓我選擇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是有報紙而無政府，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傑弗遜在一七八七年說這句話時，還沒當上總統；饒有趣味的是，當他成為總統後，卻曾在信中對友人寫下「我今後絕不會再訂任何一份報紙！」的晦氣話。從傑弗遜擔任總統前、後對報業態度的轉變，我們可領略出政府與媒體間微妙的關係。亦可證明屁股（位置）決定腦袋此話一點不虛！
我們的新聞局長出自傳媒界，當必清楚傳媒運作，亦知道新聞自由的重要，但在今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動作中，卻忽視了新聞工作者對此的憂慮，在未經與業界充分討論便匆匆進行所謂「商議式民意調查」，結果落得「專業組」冷待，調研機構也承認得出「沒代表性結果」及「市民組」不知為知，不知所云的尷尬場面，完全印證香港調研專家所言：「不是每個議題都可以作「商議式民調」。
新聞局長拜官後，不以自己才智學養促進保障新聞自由，推動特區向更開放、更文明社會發展，反之卻只向「管」字下功夫；貴為政府副發言人，亦未盡好及時發言（或協調有關部門官員發言）之責，有壞「陽光政府」名聲，令人遺憾。筆者認同稱為「捍衛新聞自由」的前線記者交與局長信的內容，其中如：「當你不斷口口聲聲說，修法「並無既定立場」，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惡法民調中充滿預設立場及誤導性的提問，故意矮化、中傷新聞從業員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以及背後昭然若揭的企圖和野心。」又如：「我們很想相信，這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目標如局長本人所言，是要「加強保障澳門的新聞自由」。然而，新聞局何曾保障新聞自由和記者的採訪權呢？你可能忘記了，零七年五‧一遊行開槍事件後數天，新聞局明知故犯，派員到澳門電視台插手新聞片段和特輯的編寫工作，你可知那是極其嚴重的新聞審查和監控行為？」還有：「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近年炮製大量新聞「鱔稿」，以單向發布的方式弱化傳媒功能；不少有高官出席的會議或官方活動，已不再安排記者到現場採訪。我們深切憂慮，官方的傳媒策略已明顯轉向：就算見到的，記者想問也問不到；見不到的，更不用怕會有記者問。當局建立的這道「銅牆鐵壁」，不斷試圖收窄採訪自由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是切中要害。
一場超爛的「商議式民調」走過場了，可以預料都是枉費心機，調研的結果缺乏認受，挾民意以遂加強控制傳媒之圖或受阻，但政府下一步又怎走？我們新聞工作者務必關注。雖然「惡法」未必加害今天我們這「循規蹈矩」的一代，卻會貽害後來者，制約了特區向言論多元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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