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民」主義越多知音

「兩民」主義越多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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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與內地雖社會制度不同，近年同樣面對房價飛漲、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積累不少民怨，確已到了臨界點。歸根究柢就是兩種社會制度都解決不了「財富分配」的難題，尤其是大陸早已拋棄社會主義，改而擁抱資本主義，並且是最劣質的「官僚資本主義」，其結果就是人民的怨氣最大，社會最不安寧、最不穩定。
其實孫中山早在百年前提出的「民生主義」，就是要解決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孫給「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民生主義」的精義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目的為.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後，預防工業化及西化後的社會經濟問題 ，開創均富社會以達成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平均地權」就是以「核定天下地價」為基礎；地價核定以後，土地因私人的改良利用，而所生的價值，仍歸原主所有。但由於社會進步和政治改良的因素，而所增加的「土地自然增值」，實為全國人民所共有的公產，則應屬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若果將全國土地，未來無限量的自然增值，皆歸於國家，由全國人民所共享，則社會財富可平均，那就是孫中山所說：「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了。
致於「節制資本」。非是限制資本，而是限制資本家。孫中山謂：「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之富源耳。」節制資本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為節制私人資本，一為發達國家資本。這是基於百年前中國與歐美的經濟環境與工業化程度不同。可知「節制資本」之目的，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防資本家壟斷，百姓受剝削。
眼看今天港澳地區地產霸權肆虐，國內官僚資本主義吃人，重溫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免有些感慨，有些遺憾；痛惜孫中山的「民生」主張未能在神州大地實踐，無怪乎孫中山的「兩民」主義（民權民生），近年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知音。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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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

 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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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當不可不提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前文說過了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係要讓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四大民權，來直接管理國事。
   關於民權主義的精義，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曾有極精彩的說明，他說：「現在是民國，是以民為主的。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人人都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公司內的無論什麼事，大家都有權去管理，這便是民權主義的精義。」
  孫中山所倡的「民權主義」，後人或有指其概念炒美國《獨立宣言》「主權在民」思想的雜碎，但五權憲法則必為孫中山所獨創之憲法理論無疑（五權憲法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創立的憲法。），蓋美國憲法精神乃緣於美國人認為政府是「必然的惡」，所以制訂法律是限制政府多於限制人民，所謂「最少干涉，最好政府」，害怕有「萬能的政府 」，在保障人權自由方面確勝過後來在西歐、亞洲及拉丁美洲陸續出現的民主國家，但政府功能漸退，效率有時不佳，往往便變成了「無能的政府 」，孫中山在上世紀初已有前瞻，故以儒家仁政的思想融入歐美民主政治主張，創立「五權憲法」學說，倡政府「權」與「能」分開，也就是「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政權來管理政府，便不怕政府成為萬能。而政府則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治權來分別替人民辦事，便有能力去為人民謀福利。　
    在歐美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基礎上，加入我國固有的考試、監察兩權，建立五權分立制度，孫中山認為這才是理想的政制。因為三權分立係以法律為中心，五權分立則兼重治法與治人，以立法司法管法，以考試監察管人，孫中山特別把考試權獨立起來，其主要目的就在實現專家政治的理想，也可減少任人唯親，以臻人才治國之期盼，所以考試權是管人的「才」，而監察權則是管人的「德」，官無德，國家人民又怎來幸福？
今日回看孫中山所倡的「五權憲法」，確有優於歐美民主國家之處，在眼下大陸社會接連發生人數動輒過千的民眾騷亂，皆因官權無限，民權不張，貧富衝突、官迫民反所致，乃社會制度所生的惡果。今之當權者會否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反思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借用作治亂良方？

東方生

民權

 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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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粗講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因時代的演進，當今已不是甚麼大理論，惟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主張卻懷有劃時代睿智，放諸今天，其理論沒有過時的感覺，仍應是人類所追求的公平公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天堂。無怪乎近年國內民間掀起一股認識孫中山的「雙民主義」（「民權」與「民生」主義）之風，不少知識分子也加入熱論，認為是今日信仰迷失中國的出路。
   孫中山拜服解放黑奴的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之名言：「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孫中山認為「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國家之元首百官，始變而為人民之公僕，服役於民者矣。」為達到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主張採取直接民權，就是人民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種政治權利，來直接管理國事。「人民有此四大權，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範官吏，然後始得稱為一國之主而無愧色。」
  孫中山這個「民國」之夢，在創立「中華民國」四分三世紀來遭受軍閥割據、內戰、日本侵略等因素未得在神州好好實踐，惟在近這十多廿年間，在偏安的孤島上似長發了嫩芽，人民能行使四大民權，體現「人民最大」，回望大陸，近年人民維權事件屢起，由拆遷至社會治安問題，官民衝突多生，輒有暴亂，社會紛擾，禍因本是「人民的國」的「共和國」不是人民的國，人民四大權沒能擁有之過。

哪能不提「三民主義」？

哪能不提「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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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是應永遠被中國人民記住的重要日子。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在一百年前的這一天終收獲成果，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國千年帝制、締造共和，拉開了中華民族謀求獨立和振興的序幕。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此間由年初起已有連綿的紀念活動，惟大多都只流於「愛國教育」形式，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它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精神，都少正面觸及探討，對孫中山所倡的「三民主義」，更被刻意遺忘。這對本已「歷史無知」的年青人並無好處，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又怎可不提「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政治綱領，也是建設民國的一種思想力量。是《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三民主義包括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以及「民生主義」。孫中山歷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曾多次對「三民主義」有作修改補充。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對國內民族問題與對外「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地位的一項主張，它主張我國民族自救，包括「內求統一」與「外求獨立」。
「內求統一」是國內各族，團結一致，在平等基礎上，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國家，統一具全體中國人的希望，孫中山認為能夠統一，全體人民便能享福，否則便要受害。
「外求獨立」其意義則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過去最重要的便是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於今，則是要認清國家命運操之在我；要莊敬自強，慎謀能斷。
由是觀之，孫中山所倡的「民族主義」不同於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或「極端愛國主義」。

共產‧大同

共產‧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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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雖千頭萬緒，但也不難理解，其中心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現代流行語：「資源共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經濟權利，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
其實早於馬克思二千四百年前，孔子所倡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就已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馬克思所指的「共產主義」社會，不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大同世界」嗎？
如何去到「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能在全世界實現，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歷史必然趨勢。過程是通過「鬥爭」與「革命」，消滅階級、消滅剝削。
如何達至「大同世界」？孔子只描繪著圖畫，沒有清楚說出路徑，如何可天下為公？仁、義、禮乎？想必亦從個人修身做起，靠的是道德力量推動。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焉。」，孔子雖沒如馬克思所認定「共社會產」必然會出現，郤認為三代已算是大道之行，還嘆生不逢時，未能趕上，而心卻向往之。
因人類的自私基因，「共產主義社會」和「大同世界」可能永遠都只是人類不可企及的理想，一個烏有之鄉，但做不到天下為公，也應可做到「天下非一家之私」，「天下」乃「匹夫」共有吧。近百年人類社會發展，奉行民主的國家地區愈來愈多，極權獨裁的國家地區愈來愈少，可是現今中國既放棄了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信仰，亦不甘重拾儒家道統，致令道德破損、社會脫序，民變未致，民心已早變，天下興亡，匹夫以為有責，卻先遭關押。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理念已在全世界開花，可是這種民本思想，卻原來中國人最缺，中國當官的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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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小潭山

智取小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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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潭山申建超高樓事件的發展，結局只有三個：一是按特首及劉司口中所謂的「嚴按現行規例進行審批」，亦即 政府的「一貫做法」，當必「依法」批准無疑。准發展商改用途圖巨利的例子，過往不勝枚舉，近如批准新口岸一幅閒置十九年商住地放高（由原本的十六層增至卅四層），並增建酒店，就是最新活例。
二是對項目「小修小改」，虛應輿情，圖過「雙贏」結局，便宜還是給發展商佔去了，小潭山依然逃不過被宰命運，自然環境最終仍是遭破壞收場。
三是政府廣納意見，從善如流，拒絕小潭山建超高樓的申請，或只維持發展商原有的發展項目，代價就是特區政府「置換土地」作「補償」，發展商這便「得其所哉」，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把戲，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
其實應可還有第四個結局：就是依法收回「閒置土地」，不作補償。但特區政府就是不敢亦不會依法收回閒置土地，小潭山這幅閒置地不僅超逾原有的發展期，甚至超逾二十五年批租期，而政府都竟不收回（那怕發展商或提訴訟），道理何在？不是清楚說明特區政府不是從社會最大的利益考慮，而是從保証商人利益的立場思量，公眾質疑利益輸送，又可怪誰？
以上三種結局，發展商都立於不敗之地，我們不要讓人「智取小潭山」之計得逞，就只能靠市民團結發聲，市民也好應智取小潭山事件的契機，造成更大的輿論壓力，制止損公肥私，破壞環境之事發生。我們不要假諮詢、也不要假公聽，我們要盡快完成修訂「土地法」、盡快制定「城市規劃法」，終極目標不僅是鐵腕回收閒置土地，重要還是保育特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山體這個不可再生的資源，以致全澳居民的生活質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