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權主張有遠見

平均地權主張有遠見

胡漢民為何跟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就是服膺孫中山所倡「平均地權」的主張及道理。胡漢民第一次見孫中山，那年是廿六歲，正與一幫廣東青年在日本法政大學苦讀西方政治法律。一天，孫中山來到胡租住的公寓，見面便大講三民主義。聽罷，胡漢民問道：革命是我平生志向，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絲毫無疑問，惟平均地權，民生主義，卻有未想通之點。孫中山馬上來了興致，滔滔不絕地講起他在歐美考察的見聞，堅信「平均地權」可以解決資本主義貧富懸殊及社會革命迭起的弊端。
當時只有書本知識的胡漢民霎時茅塞頓開，當即加入了同盟會。回望大陸，近年人民維權事件屢起，全都由拆遷等土地問題及社會貧富懸殊引起，近月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更令全世界矚目，國內群眾已由消極抵抗（如自焚），發展致組織起來，用民主選舉方式自選臨時自治組織，與政府抗爭談判，這與「革命」相距不遠了。
諷刺的是中共建政初期搞比「平均地權」更激進的「土地改革」，將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後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當然殺了不少地主），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贏得了農民的支持（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如今卻是官員夥同商人在城鄉徵地、佔地、騙地，把土地的利益全倒進官員和商人的口袋裡，不少人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土地或失去土地可以換回的利益，由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難怪國內有被拆遷沒得合理補償的老百姓大喊：「在清朝是我家，在北洋政府時是我家，在民國時是我家，在日偽時期也是我家，共產黨來了我家還是我家，怎麼你（領著強拆部隊的貪官污吏）來了，就變成是你的了？」
佩服孫中山一百年前提出的平均地權的主張，確真有遠見，若能在中國土地上實踐，當無今日神州遍地狼煙，人民為保家園，為守田地的維權血淚抗爭，每日上演了。

悼哈維爾

悼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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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傳來了金正日和哈維爾的死訊，一個是大獨裁者，一個是自由鬥士；令人好生感慨。
大獨裁者死去千人哭萬人喊，長城也崩；自由鬥士離世，人民靜默悼念，鮮花以祭。
一個是以謊言治國，暴力統治的獨裁者；一個是提倡真誠生活，拒絕謊言，拒絕暴力，領導和平的天鵝絨革命終至東歐變天，成就歷史傳奇的人民英雄。
獨裁者離世還有新的獨裁者，哈維爾遠去也不代表童話結束，試看今年在北非及中東風起雲湧的茉莉花革命，推翻了幾國的獨裁政權，都可視為天鵝絨革命的續篇，是「無權力者的權力」的有力展示，哈維爾的哲學與主張，今後還有機會在世界其他不民主、不自由的「荒誕國」開花。
哈維爾在他總統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在歷數國家面臨的問題之後有這樣的說話：「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
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分力。」上述之言是不也是切中今天中國的狀況？人民如可改變之？想想哈維爾的名言，「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心中」或可有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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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緩則圓

 事緩則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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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已運行廿年，部分條文被認為未能與時俱進，且還未依法成立「出版委員會」及「廣播委員會」，現在提出修法何有不妥？
部分新聞同行近來已表達他們所憂慮的理由，如質疑當局藉修法收緊新聞及言論自由等，筆者不再贅言，只是想補充一點，就是認為現階段無需修法的一個重要理由，係特區政府還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凡訂或修有關於人權、言論自由的法例，人們都會懷疑她的立法動機，亦憂慮她日後如何執法，反之若係民選的政府，那情況便又不同。
因為若是民選的政府，權力是來自人民，人民便不怕政府立法對付自己，世界上只有過分討好人民的民選政府，而沒有專門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民選政府，其理易明，即如近日在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細則性討論《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有意把「惡搞」列為刑事罪行，試看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地方鮮有如此法例，只有港澳特區才有此扼殺創意（「二次創作」也是「創作」），戕害創作自由及限制意見表達空間之事發生。
從《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忽然提出按照現行《打擊電腦犯罪法》一樣，未經著作人同意而「惡搞」其作品（不管有沒有不正當利益和商業目的），即屬刑事罪行的經驗來看，就算修訂《出版》及《視聽廣播》兩法在業界有共識下進行，誰可保證在立法審議期間不會被人塞進「私貨」？
說到底，都是官民互信不足的結果，非人民選出、沒有人民充分授權是特區政府的「原罪」，況且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從沒以積極行動取信於民，挽救先天不足，反而處處設防，軟硬兼施，防民之口，先有「官告民」法律妄欲訂立，現又有「惡搞」列刑罪的立法，在在昭示特區政府「防民」之心，在此氛圍下拋出修訂兩新聞法的議題，縱使政府真沒有限制新聞自由之心，也是愚不可及者，現時最佳處理方法是臨崖勒馬，叫停修法，或由政府主動出擊撤銷成立出版、廣播兩委員會及《新聞工作者通則》的條文，免挑動新聞工作者的神經。
事緩則圓 ，待特區政制邁向更民主，出現一個「人民授權」的政府時，再去修法立法也未遲。

局長可以做好些

 局長可以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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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在表達對新聞自由的擁護時，喜援引美國前總統傑弗遜的名言：「如果讓我選擇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是有報紙而無政府，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傑弗遜在一七八七年說這句話時，還沒當上總統；饒有趣味的是，當他成為總統後，卻曾在信中對友人寫下「我今後絕不會再訂任何一份報紙！」的晦氣話。從傑弗遜擔任總統前、後對報業態度的轉變，我們可領略出政府與媒體間微妙的關係。亦可證明屁股（位置）決定腦袋此話一點不虛！
我們的新聞局長出自傳媒界，當必清楚傳媒運作，亦知道新聞自由的重要，但在今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動作中，卻忽視了新聞工作者對此的憂慮，在未經與業界充分討論便匆匆進行所謂「商議式民意調查」，結果落得「專業組」冷待，調研機構也承認得出「沒代表性結果」及「市民組」不知為知，不知所云的尷尬場面，完全印證香港調研專家所言：「不是每個議題都可以作「商議式民調」。
新聞局長拜官後，不以自己才智學養促進保障新聞自由，推動特區向更開放、更文明社會發展，反之卻只向「管」字下功夫；貴為政府副發言人，亦未盡好及時發言（或協調有關部門官員發言）之責，有壞「陽光政府」名聲，令人遺憾。筆者認同稱為「捍衛新聞自由」的前線記者交與局長信的內容，其中如：「當你不斷口口聲聲說，修法「並無既定立場」，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惡法民調中充滿預設立場及誤導性的提問，故意矮化、中傷新聞從業員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以及背後昭然若揭的企圖和野心。」又如：「我們很想相信，這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目標如局長本人所言，是要「加強保障澳門的新聞自由」。然而，新聞局何曾保障新聞自由和記者的採訪權呢？你可能忘記了，零七年五‧一遊行開槍事件後數天，新聞局明知故犯，派員到澳門電視台插手新聞片段和特輯的編寫工作，你可知那是極其嚴重的新聞審查和監控行為？」還有：「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近年炮製大量新聞「鱔稿」，以單向發布的方式弱化傳媒功能；不少有高官出席的會議或官方活動，已不再安排記者到現場採訪。我們深切憂慮，官方的傳媒策略已明顯轉向：就算見到的，記者想問也問不到；見不到的，更不用怕會有記者問。當局建立的這道「銅牆鐵壁」，不斷試圖收窄採訪自由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是切中要害。
一場超爛的「商議式民調」走過場了，可以預料都是枉費心機，調研的結果缺乏認受，挾民意以遂加強控制傳媒之圖或受阻，但政府下一步又怎走？我們新聞工作者務必關注。雖然「惡法」未必加害今天我們這「循規蹈矩」的一代，卻會貽害後來者，制約了特區向言論多元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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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扼殺於萌芽

筆者反對現階段修訂《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理由只得一個，就是沒有迫切性。

 

政府係以該兩項涉及《出版》及《廣播》的法例在澳門頒布實施超過二十年，「部分條文引起不少爭議及未能有效實施」為由，先進行了一次修訂方向「文獻研究」報告，近又快進行所謂「商議式民意調查」。新聞局長雖多次重申修訂與否、如何修改或何時修改，當局沒有既定立場和時間表，但也不能盡釋業界對政府此時此刻「舊事重提」的疑慮。

 

都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說得好，應待澳新聞專業強化後才加強規範，發展才較為健康。眾所周知，在澳門這特殊的社會，民主是沒有甚麼像樣者，自由倒還是有的，只要不犯法你喜歡做甚麼都可以，惟各種自由中卻又以「言論自由」最差強人意，人們行使這種自由還有諸多忌諱，生怕得罪了誰，又怕有後果，這與本澳地域小、人際關係密切與政治文化有關，表現在主流傳媒身上是自我制約、自我審查，未盡好言責之餘，部分傳媒甚或轉而吹捧獻媚，這正是澳門社會落伍之處。

 

近年喜見一些行內新進，都敢於窮查事理，追究是非，做回了新聞工作者的本分，雖令一些官員頭痛，卻有可能令社會變得更好，傳媒這些新氣象使人對澳新聞專業做好做強忽然生有憧憬，若此時硬要修法，或有可能設立帶有官方色彩的出版委員會或新聞評議會，又或由官方制訂新聞工作者守則，甚至政府執行記者註冊制度等，都可能不利澳新聞專業做好做強的發展，若政府真心關注本地傳媒健康發展，致力保障新聞言論自由，此時此刻好應「無為而治」，就等本地新聞專業強化後才加強規範也未遲，不要扼殺社會「第四權」漸壯於萌芽，無論「借刀殺人」也好，「借艇割禾」也好，都不應利用「商議式民調 」掩護，以遂政府加強控制傳媒之惡。

當偽民遇上狂俠

當偽民遇上狂俠

隔海區選落幕，「票債票償」運動似乎失敗告終，名嘴從政而被指為「爛仔」議員的黃毓民，正受政敵訕笑，也遭曾為盟友卻經不起風浪，被嚇怕了的「大狀黨」急忙割席，劃清界線，其所屬的組織「人民力量」政治前途也被打上了一個問號。
黃毓民無疑是香港政壇最具爭議人物，他愛恨分明，港人對他也同樣愛恨分明，愛之者視為爭民主的精神領袖；恨之者則目為反中亂港匪首。近年連戴上民主光環廿多年的所謂「民主派」人士，也視他為「眼中釘」甚於讎寇。此無他，「嫉其聲名出人」，也因黃毓民的參政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面「照妖鏡」，照出「偽民」的貪生怕死、仕途主義、私利為先等不堪嘴臉，無情地揭穿了「偽民主派」爭民主係手段，當議員、逐名利才是目的的事實，固然十分惹人討厭，   所謂「阻人發達，猶如殺人父毋」，所以「偽民」與黃毓民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後必各走各路。
「偽民主派」十多年在港爭取民主無寸進，除因政治技藝低下，缺乏政治論述，沒有抱負，無向港人指明願景外，更重要是沒有爭民主的決心，議會上唸唸台詞，投投反對票便當交差，既無實際又持續的行動，又沒有犧牲的精神，哪怕只是一份議員的俸祿，也不願失去，爭民主變成為他們的營生工具，膽小貪名利之徒又怎可帶領人民走上「民主路」？
「偽民主派」爭民主的情形就如林中有虎，他只管在林外叫囂，裝腔作勢，猛虎不需狂嘯，只移步發出聲響，林外的他已嚇得屁滾尿流；又如見人遇溺，只顧在岸邊指指點點，惜身如玉；當黃毓民的出現，有勇者入山打虎，下海救人，自然將「偽民」比將下去，也撕掉「偽民」的神聖畫皮，令「偽民」尷尬，「偽民」中人還存良心者當感無地自容，無恥之輩則拚命反撲，歪理滿嘴，圖續欺世盜名。
筆者非黃毓民信徒，他的政見非全都認同，他的行為亦非全都欣賞，但信服其能數十年忠於自己、講自己相信的說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要比眼下以利害出發，不惜拋棄信念的政棍、投機分子可愛百倍，司徒華生前也曾引龔自珍詩句「亦狂亦俠亦溫文」讚譽他，可惜不少港人未欣賞他的「狂」，亦不清楚他為何而狂，只甘願自困於所謂「理性」的迷思中。

有道德始成國家

 有道德始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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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信仰（不論宗教的或是政治的）的國家是可怕的，作為全球人口大國的中國沒有信仰更是可怕（現今世上上億人口而沒信仰的國家絕無僅有）。

隨著這六十年來儒家思想被統治者徹底破壞，及後政治信仰破產，導致今日中國大陸社會禮崩樂壞，才有「中國人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之嘆！

自古以來中國人只關心自己的家庭和親屬利益安危，以自己為中心向外劃圈，先是家人，其次為朋友，次而為認識的人……，中國人的一切作為就是依歸這個圈距自己遠近定奪，中國人只在乎這個圈內的福祉，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幸千百年來有儒家文化作人倫道德規範，一定程度制約了中國人的行為，歷史上中國人大多時還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力量也約束了人們的行為，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不同現今中國人由於缺乏信仰，沒有罪惡感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沒有對不起良心這回事），激活了人們行善避惡之心，所以中國社會還能在一定正常軌跡上運行，且自封為「禮義之邦」。

當這個儒家道統及宗教約束力量被徹底扔掉，就成了今天官無道、民無德，人人自私冷血的社會，這亦可解釋了為何國內近年發生的偽、劣、毒食物害人；豆腐渣工程、黑煤奪命；路人見死不救等醜惡現象屢禁不止，層出不窮了。

以為國家強大，神舟升空、GDP亮麗就等同民族復興，這是統治者的誤解，是片面又自欺欺人的說法。真正的民族復興應先從道德文化修養開始，孫中山由奔走革命至建立民國都常向人言道：「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這兩句話放於今天也還合用，每個中國人都應好好反思。

綱常留在卑田院

 綱常留在卑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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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不願做畜生的中國人用我們最後的良知 做一些人該做的事情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虔誠祈禱，為了曾經的冷漠懺悔為了曾經的麻木，祈禱，祈禱，齊祈禱」
   這是上海一名網民因為「小悅悅」事件令其非常悲憤，徹夜難眠，遂改寫國歌歌詞， 在其網誌上 發表，「希望能對冷漠的中國起到哪怕只是一丁點兒警示作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社會，真的不能再缺德下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唱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而現在的中國卻是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每個人都發出無奈的嘆息。

  佛山那宗「人渣」司機撞倒兩歲女童後不顧而去（恕筆者用這個字詞表達，因為再找不到更合適字詞，來形容車輛前輪撞倒女童入車底後，司機再次開行致後輪再輾過女童身體逃逸的瘋狂行為）、冷血途人路過見死不救的車禍，不少人看了視頻都如筆者一樣流淚了，又憤怒了！最後嘆息了......

七分鐘內，十八名路人路過都可視而不見，見死不救而去，人性冷漠竟可至此！最後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才勉強證明了「中國人並非全都禽獸」外，竟也惹來一些人的指責：她救人是為了「搏出名」。原來現今大陸已變成這樣是非顛倒的社會，救人的阿姨也無奈地對記者說：「在中國做好事，我覺得不容易。」
  現今大陸社會禮崩樂壞，大多數人奉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做人態度，莫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早已成為神話，退而求其次雷鋒樂於助人的精神，也被列為傻子行徑，人們不屑為之，所以拾荒阿姨見到地上躺著受傷女童，把她抱離險地，呼喊救人，這正常社會正常人會做的事情，會被政府、企業「強塞」獎金（阿姨拒絕無果之後，已將這些錢轉給女童家屬），也惹來「搏出名」的嘲諷，這也就不出為奇了。

放眼「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我們經濟雖一天天好起來，道德卻一天天爛下去......綱常只留在卑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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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籠也可大一點

鳥籠也可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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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近日上演的一齣特首「發爛渣」鬧劇，說明一個沒有人民授權的領導人可以如此傲慢侮辱民意，一個組成不能充分代表民意的立法會，主席可不分皂白，助紂為虐。香港資深政論員李怡更憤慨嘆喟，香港有這樣一個無德無能無知的特首是香港之恥！

香港近年的亂象出於何因？歸結只得一個：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沒有一個相適應的開放制度，這是現今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管治的禍原。設若香港並不是一個開放社會，就如國內社會一樣，大多數人對民主自由渴求不高，又習慣人權被限的生活，以現今的香港政治制度，香港人必覺得幸福，對政府感恩戴德惟恐不及，哪來如今沸騰民怨？

小圈子選舉的特首當然未能代表大多數市民的利益，長期有六成選民支持的所謂泛民主派在議會卻不能佔有相應的議席，建制內民意無力左右政府施政路向，政府政策往往又不得人心，社會怎不多噪音？前有董建華的失敗，現有曾蔭權的狼狽，說明商人特首還是公務員當特首，政制不朝更民主路向走，任誰人也管治不好香港，也不可消減社會噪音。

中央應要面對香港已是個高度開放社會的現實，應予相適應的民主政制，即使鳥籠民主也好，這個鳥籠也應更大一點，讓籠中鳥有多點舒展空間，這才不易躁動。即使如此，鳥還是飛不出鳥籠的，中央大可放心。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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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書國父有才情

  番書國父有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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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郭沬若孫中山故居留詩：「孫斗一枝起臥龍，村頭榕樹早成空；早悉汪胡懷異志，未知陳蔣立新宗。」，「村頭榕樹早成空」說的是孫中山童年常喜到村頭榕樹腳聽村中父老講太平天國故事，深慕洪秀全反清英雄事跡，種下了推翻滿清種子。

「早悉汪胡懷異志，未知陳蔣立新宗。」句，汪胡是汪精衛、胡漢民；陳蔣是陳其美、蔣介石；四人都是 孫中山的同志股肱，說早悉汪胡懷異志有點牽強，「國父遺囑」都是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死前當不會知有「寧漢分家」、「精衛投敵」之事發生，所以這兩句詩都是郭沬若調侃孫中山及國民黨的。

孫中山可稱之為「番書仔」，十三歲時便到夏威夷求學，後又求學於香港拔萃書室、域多利書院，至西醫書院，惟國學亦有一定修養，雖不以詩名，還是有詩存世，與比毛澤東當然差了一大截，但仍可見其才情。其中最為人熟悉欣賞的，就是哀悼同盟會首次武裝起義，為革命捐軀的第一名同志劉道一的挽詩：「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悼挽同志，情真意摯，氣魄恢弘，誠挽詩之上作。

還有一故事可顯「番書仔國父」才情的，據傳當年孫中山留學歸來，途經漢口，欲見洋務派領袖張之洞，便遞上名帖：「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張之洞不屑此黃毛小子，在帖子背後書以「持三寸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讓通報者退還，孫中山隨即對以「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侯」。張之洞聞之佩服，遂開中門迎客。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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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瞳亦有烏江敗

重瞳亦有烏江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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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想百年前愛國先烈，用性命及鮮血，經過十次起義，終成功推翻我國千年帝制，建立全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今日不談辛亥革命百年意義的嚴肅話題，只想輕鬆說說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一些趣聞軼事。

郭沬若在解放後曾到孫中山故居參觀，並題有一詩給中山鄉人，詩云：「孫斗一枝起臥龍，村頭榕樹早成空；早悉汪胡懷異志，未知陳蔣立新宗。」，郭詩頭一句也不免說些「王者帝象」來恭維一番，而孫文幼名帝象，不知就裡的人以為孫家早也認定偉人出其家，故改名帝象，殊不知此「帝」字，乃親人為其請求「北帝」護佑之意，這與舊日廣東不少人把年幼子女契與神祉，望其護佑，平安長大，其意相同，決不是孫的家人狂妄或早悉天機也。

「孫斗一枝起臥龍」與幼名「帝象」的「帝象」，該是附會，惟世事多如此巧合，孫中山的重瞳，又暗合中國帝王之相，古相書有話「目有重瞳之明；皆王侯將相也。」，所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相傳堯的眉毛有八種顏色，舜的眼中有兩顆瞳仁，都是帝王之相。孫中山的重瞳給人神聖正氣，不怒而威，又見慈祥的感覺。

歷史上力拔山河氣蓋世的「西楚霸王」項羽亦是重瞳之傑，但「重瞳亦有烏江敗」，所以孫中山也有「革命尚未成功」之憾，至有「同志還須努力」之囑。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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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

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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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繼早前有自稱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財富，令紅十字會陷入信譽危機後。近日又有一名少女在網上炫耀自己的名牌手袋，引發軒然大波，為因她的爸爸是貴州一個貧困縣的副縣長，卻能擁有多個價值十萬以上 的名牌手袋，又晒命新衣多得忘記穿著， 惹來網民質疑其父的錢是不是貪污得來。

事件曝光後，當事人雖即時回應，指手袋都是從網上購買回來的冒牌貨，希望平息風波，不過網上投票就顯示，有八成人都不相信這個解釋。不論這些名牌手袋是真是假，不論這位副縣長有沒有貪污，事件反映民眾對官二代、富二代炫富行為的痛恨，說白點是對社會上一些人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不滿情緒發洩，這不僅是「憎人富貴厭人貧」就可解釋。

「炫富門」屢屢牽動大陸社會的神經，反映國內人民仇官仇富情緒已到了一個危險的高度，這是對維穩工作的警號。同時事件亦令人反思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對官員及執法與監察部門的普遍不信任，任是說真話，公平處事（雖然這肯定是少有之事 ），民眾就硬是不信。

這可從國內民眾駕車相撞（沒有死傷），兩車司機大都不會第一時間召警處理，而是各自「班馬」找朋友（有勢力的朋友最好）到場講數，不論理直理虧一方都是；社會上民事糾紛亦如此，不少當事人不先交由法律處理，都是先求有勢力人士幫手（包括官員、黑社會），這是對政府部門的不信任，亦是對法律的不信任表現，這可解釋為甚麼國內近年一些社會事件，小如交通事故，只要涉及官爺富人，動輒演成騷亂，攻擊派出所有之，放火燒車有之；這情況很難想象在港澳社會發生，因為港澳人相信法律可解決事情，社會亦有一定的監察力量，官爺富人不能為所欲為，但眼下國內卻是如此的一個社會，信奉「叢林定律」竟是人民自力救濟之途。

取財有盜

取財有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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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報道內地黑心食品濫用化學添加劑嚴重，北京更有多間自稱是「餐飲培訓」的學校，公然開辦黑心食品速成班，教導準備開店經營食肆的人士牟取暴利搵快錢，這些學校訛稱獲著名食店授權，向學員傳授用添加劑炮製食品的慳錢秘方，一日即可學成，招攬各地創業者赴京取經，回鄉開店。每間「學校」一年收生二萬多人，單在京城就有四至五間類似學校，估計每年就有十萬黑心老闆開業，導致黑心食品全國遍地開花。
在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的當下中國﹐人們對這些報道早已見怪不怪。
對於為了賺錢，不惜以地溝油 、三聚氰胺奶粉、石灰麵粉、化學饅頭等毒害同胞，中國人這鋪狠勁已到舉世無雙地步，環視世界實難找他國可以比擬。
現在中國人道德淪喪，誠信缺失，社會產生諸般罪惡，究其原因，都是偉大的設計師「貓論」所種下的惡果，他說過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就是在這「貓論」的精神感召下，全國上下，不分官民努力實踐，還要來個「加強版」，不管良心、黑心，能抓到金銀就是好漢，這種一切只問收獲，不問手段的吃人主義，給中國人體驗了卅年前後不同社會的況味，也讓世人見識了中國人可如何殘害同胞，原來都只是為了賺多個錢。
古訓有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愛財乃商人本性，但財有義之分，如今國內商人只知有利，不會顧義，千方百計賺那不義之財，又怎想到別人的健康生死，看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道」要改成「盜」才符合國情了。

三民主義 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三民主義 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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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為公——「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展」日前揭幕，文物展是文化局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活動之一，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也來澳出席，並向澳門博物館致送手書「天下為公」的橫幅。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父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為了弘揚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已賣掉自己海外的別墅和股票，籌集了 一百二十萬美元資金。發願捐贈一百尊孫中山銅像到世界各地，目前已完成了五十多座，最多是送到中國大陸，她不僅要把孫中山「天下為公」的精神發揚光大，還要把中國 五千年的文化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帶回母體——中國 ，因她認為這是做人的根基、治國的基礎。還有更重要的是讓國內民眾可認識三民主義，孫穗芳曾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雖在經濟上飛躍發展，但社會道德敗壞，人文素養不升反降，皆因尚未找回自己民族文化之魂，她建議中國政府讓人民學習「三民主義」，並實施孫中山的治國理想，把三民主義納入未來中國憲法中。這建議或可能招來「天真」之譏，惟思其言亦覺有道理。
中共號稱奉行社會主義，近卅年又或稱所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現在橫看豎看都不似社會主義，反更像官僚資本主義的極致，回看「三民主義」卻有真似社會主義的影子，尤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更為凸顯。
中共創始人之一、五四運動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過這一段經歷，五四運動後五個月，張國燾和一批北京的學生，為逃避政府追捕，躲到上海。翌年一月某天中午，張和青年學生偶然路過莫利愛路孫中山的寓所，突然興起硬闖了進去，要找孫中山論時局，驚動了廖仲愷獲引進見到孫中山，眾青年和孫在客廳暢談了三個多小時。在談到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時，孫中山清楚告訴張國燾，他在歐洲接觸過社會主義各派的領導者，也研究了各派的理論。他是參考研究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取其精華，結合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實際情況，而創立「三民主義」的。
無怪乎孫穗芳也常向人說「三民主義」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證諸今日大陸的社會政治狀況，「三民主義」確比現今中共所搞的一套更像社會主義，且更具中國特色，因為它光大並活化了我國兩千多年仁義道德的王道文化。

社區食堂 助抗通脹

社區食堂  助抗通脹

漲漲漲！加加加！今時今日街頭巷尾最熱門話題無疑是通脹；最令市民大眾憂心的也是通脹問題，雖云政府會在通脹升至若干，便會出招紓困，但受惠對象始終都是現在接受政府援助的特困戶和弱勢社群，廣大「夾心階層」卻未可沾雨露，成為吃人通脹的最大受害人。
據香港傳媒報道：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正式開展「有『營』飯堂」計劃，該計劃是每日為收入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而且沒有領取綜援的人士，提供一頓「一飯一餸一湯」的熱食晚飯，晚飯菜單均由註冊營養師所擬定，確保基層人士在「勒緊肚皮」下，仍然可以「食得有營養」。每頓晚飯收費十元，而未能負擔費用的人士，於核實資格之後，更可獲豁免收費。
這是香港官商合作為市民對抗通脹最實用實惠的紓困措施，值得澳門特區政府學習，筆者三年前已提倡特區政府效法西歐國家設立社區廉價食堂，以幫助一些低收入人士在通脹瘋狂的年代，解決吃的基本生活問題。以特區今日的財政充裕情況，設立社區食堂，或資助設立社區食堂，這絕不是一個負擔，總好過每年數以億元計資助社團旅遊飲食和搞無謂活動，來得有意義；且部門和官員減少浪費也夠社區廉價食堂的營運。
社區廉價食堂比通派的「現金分享」，錢更能用到點子上；比只正在接受政府援助的特定人群才可受惠，又擴闊了受惠階層，一句話就是「錢盡其用」，且「用得其所」，社區食堂理應受到特區政府的考慮和研究。

公交‧夢魘

 公交‧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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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成笑話

新巴士營運模式迄今，亂象頻生，綠巴未能依約承擔路線班次，無需受罰；餘兩巴話停支援就停支援，至於抗拒支援有否違約？有何罰則？誰才是主導者角色？高官一律迴避問題；令人滿腹狐疑的是，由政府睇數的新巴營運模式合約內容為何遲遲不肯公開？究竟有何不可告人之秘？

時光倒流卅年

新巴服務另一為人詬病的是車輛質素，上落不便、容易死火，還有噪音大，那停車開車發出嘎嚓刺耳聲音，彷彿令人置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的長途車站，既煩厭又親切；但卻分明不屬於澳門城市之聲！綠巴營運前數月還展示它選用的中德合作車廠的車款，可見諸其官方網頁及宣傳圖片，為甚麼臨陣卻突然選用了下駟？內裡有甚麼文章？還是遺漏了「圖片僅供參考，要以實物為準。」的溫馨提示，看來它或是個永不可解之謎！

電的無電可召

說澳門公交，現實有比小說更荒謬，記得電召的士在商討續約時，有人語出驚人的說：「電召的士只是公司的名稱，不是運作的類型。」，亦即非真係電召的士也，這顯非是全澳市民的美麗誤會？，不過這誤會已廿多年了，在此之前從未見公司澄清，這就可否解釋「電的」近年車身已再無髹上電召的士公司電話號碼的怪現象了。不過，在獲得年半的臨時合約後，「電的」負責人又謂現時公司的電召服務率約為百分之五十。真係信不信由你，反正本生就是堅不信！

發財車無王管

當局千辛萬苦推動公交優先，想方設法整治日趨堵塞的路面交通，卻不敢規管數量倍於三間巴士公司車輛總數六百餘輛，估計逾千架的「發財巴」，無疑「傻佬搬長梯」，豈不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發財巴」是交通堵塞的其中一個主因，近年坊間已有強烈聲音，要求規管「發財巴」的數量、行走路線和停泊位置等，可惜高官充耳不聞，不敢正視問題，對症下藥，又怎可治好澳門交通這個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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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是香港嗎？

這還是香港嗎？

    一名香港行家上周末在捍衛新聞自由遊行出發前在「臉書」中留言：「李克強訪問社區中心，記者被趕至隔著大馬路的對岸行人路上，然後突然就地安檢，卡片盒內的卡片被翻出，銀包入面的銀紙和的士單都不放過；採訪警察抬走市民時，竟然被擋鏡頭！！！此等事情在大陸才會發生，今天竟然出現在香港。然後，抬人的黑衣人不告訴你他的身分！這是香港嗎？」......
  「撇開採訪不說，你有沒有想過，住在麗港城的街坊落街，竟然會被抬走，原因是：穿上印有平反六四字句的上衣。就算是故意穿上硬要給副總理看見又如何？穿衣犯法嗎？以文字表達訴求犯法嗎？是根據那一條法例？為了照顧偉大領導人的感受，穿衣的自由都被剝奪了！還要被人從家門口抬走！這是香港嗎？」
   香港行家的呼喊沒錯，這還是香港嗎？記得那年偉大的「總設計師」說過，一國兩制並非權宜之計，並強調是「從中國的情況出發考慮的」，「尊重事實，尊重實際」，說白一點就是承認當時中國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優於香港和台灣原有的社會制度，為了國家統一大業，才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不然的話，早該實行「一國一制」，讓港澳台同胞回歸祖國同享「社會主義」幸福才是，這點可看出「總設計師」的務實，不只一個「貓論」可得歌頌，否則沒有「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港澳回歸就沒有這麼順利，所以「總設計師」說「一國兩制」構想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並非權宜之計，此語非虛。
   「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總設計師」生前指示了「一國兩制」的精義所在，意在垂範台灣；崇尚民主自由人士更有良好的願望：香港可作出中國人能在相對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安居樂業的示範，從而影響祖國借鑑香港經驗發展民主，可是堡壘卻自內部攻破，香港人不圖保住自由、人權、法治、包容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反爭相獻媚中央，向國內「窒息自由」的文化靠攏，所以警察變身公安、大學祭酒淪為食客、政務司司長「完全垃圾 」語出驚人的回應批評醜劇相繼上演。香港以前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一夕間消失，沒有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多元包容、尊重個人、這還是香港嗎？
 「一國兩制」的香港，此刻正亮起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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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民

只有人民

大連數萬民眾「散步」到市政府大樓前聚集，強烈要求搬遷險釀重大洩漏事故的化工廠。最終要大連市委書記唐軍親到現場安撫民眾，承諾命令化工廠即時停止運作並要遷離，始及時化解了一場可能發生的騷亂。
近來國內維權抗爭的「群體性」事件屢起，不分南北、無論地區貧富，動輒千萬人，結局亦各有不同，惟日前的「大連」事件官方即時向「民意」低頭者，卻是首遭，有人認為是「人民的勝利」，甚或是「民主」的勝利，筆者卻未敢苟同，準確的判斷是當局維穩的勝利才對，是當權者審時度勢，服膺於維穩的最高戰略考慮而不得已讓步的結果，這於國內民主發展態勢無大改變，但卻肯定為今後的民眾維權抗爭運動帶來了新的啟示，只要人多勢眾，又不是要共產黨下台，統治者為保統治地位，還是會作些讓步，人丁單薄則成不了大事，還會有打壓算賬之險。
總理溫家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維護社會穩定是我國政府今年絕對的首要任務。蓋社會不穩定還會威脅政權，所以維穩亦即維護現今政權的代詞，殊不知社會穩定與社會制度有關，不單是控制通脹，調控房價，拉幾個貪官就可達致。
沒錯，改革開放以來，盡管經濟發展實現了高速增長，但諸多不平衡、不和諧的隱患卻正把社會推向危險邊緣，禍因就是制度上的缺陷，缺了民主，沒有制衡，甚麼壞事都可做得出來，今日官商勾結，處處違法拆遷；官富二代與城管欺民，民怨已到了臨界點，再往下走民變亦會不遠矣。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倡導民主，並因此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從國統區奔向根據地。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將軍在北平「和平解放」後就曾對毛澤東說過，他最終所以下決心起義，不僅僅是因為怕北京這個文化古城被戰火摧毀而成為千古罪人，根本的原因是共產黨搞民主政治讓他心服口服。他曾給毛澤東留下了這樣的話：「如果五十年後中共搞民主政治搞得像今天這麼好，他就真的折服了。」算如今，傅作義應該是失望的了！
還是魏徵的《十思疏》能洞察歷史世情：「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歷史上每個開國皇帝、革命領袖，在開始時是如何的大賢大聖，但當打下江山後，總也難逃被權力沖昏頭腦，物欲壞了正身之劫，一個黨亦作如是觀；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偉人聖雄領導下的人治社會、一黨專政國家；而是一個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社會制度。
實現民主不能只寄望一個人，那怕他已是國家總理，在特定的時空下，其發揮的作用也顯然有限，須認清歷史是無數人活動的總和，當人民團結起來可干預和決定自己的命運時，世界就會因你而改變，這便是「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道理。      

發展不再是硬道理

  發展不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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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近來事態發展來看，民間的小潭山保衛戰己宣告「失敗」，筆者大膽在此發出小潭山的「死亡預告」，不是獲得「獨家猛料」，只是看透了此間官商大人的「精心部署」與「狼子野心」。
先看小潭山項目意見收集，「有心人」精心製造民意逆轉勝負；繼有高官明確表示不會利用自由裁量權叫停項目，當然更不會不惜司法訴訟以解決問題，還厚顏放風不排除要求發展商調修項目，暗示「小修小改」便可過關。而特首日前在答問大會上更開腔力挺，如同發展商口吻說﹕「發展一個新區域時起高樓不一定不好，若空間比例、綠化環保等做好了，反使周邊環境改善……」大有一錘定音意，於此，特區政府的立場明顯不過了。
綜觀商界（包括有商界背景的議員）支持小潭山高樓項目，及政府的護航意見，都企圖以兩點說服市民，第一是澳門土地資源少，除非不要發展，要發展難免有犧牲，只要發展與生態取得「平衡點」便可，須注意所謂「平衡」沒有標準可言，最後還不是官商說了算，市民如何可置喙？
第二就是「依法辦事」，商人警告政府不能任意以今日新的標準審查、否定昨日定下來的承諾，因為承諾使得相對人產生「信賴利益」，若推翻了就是政府違法違諾，難得官員亦隨其拍子起舞，不敢訴之法律解決，還美其名「依法辦事」。人們不禁要問，特區政府為甚麼過了土地發展期不依法收回閒置土地，還要續批給同一發展商？更可恨的是發展商還要更改原先計劃，申請大建超高樓，利益舐盡！
究竟何謂有法不依？何謂依法辦事？若認為當年續批給同一發展商是依法，為甚麼在民間強烈反對特區再有破壞山體、損害自然環境之事發生情況下，不為了公共利益應只准發展商起低樓宇兼不准開挖山體？哪怕最終交由法律解決？究竟政府是代表了發展商的利益？還是市民的利益？
對於第一點似是而非的「發展論」還得駁斥一下，就連奉行了廿多年「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我國領導人，都醒覺了中國近卅年的粗獷發展，給河流山川，人民的生活環境帶來了史無前例、永不可補的破壞，也猛然回頭，認識「可持續發展才是硬道理」方為人間正道。被外國稱為「中華環保第一人」的前任中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現任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理事長的曲格平曾指出：上世紀七十年代，國際間認為在所有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再沒有比「貧窮污染」更為嚴重的了，所以，擺在發展中國家面前的緊迫要務是發展，是為人民提供一個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條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指導下，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經濟建設高潮，社會生產力獲得高速發展，國力不斷加強，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
中國發展實踐證明了「發展是硬道理」是戰勝「貧窮污染」的最有力武器。可是當「貧窮污染」被克服了，就是到了要解決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社會發展不可持續的時候了，所以胡溫上台後，國內已換了高舉「可持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幟，今後中國「發展已不再是硬道理了」，放諸澳門，早已無「貧窮污染」的問題，不用再以犧牲環境換取生存，所以今時今日環境保護才是第一優先，再拿「發展論」唬人，只是有人財迷心竅，不珍惜不能再生的自然環境資源，為禍可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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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請別怕面對群眾

   官員請別怕面對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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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唯一一個電視直播的時事論壇，日前探討巴士新服務模式的運作情況。出席者台上有議員、團體負責人；台下有上班族、傷殘人士，惟獨欠了「巴士新服務模式」的主角-----作為「主導者」的負責官員與「眾矢之的」的新巴士公司代表，使今次「論壇」淪為了一個「一面之詞」，純為發洩不滿的群眾「訴苦大會」，沒有互動，當然論不起事來。
據了解，電視台確有邀請交通事務局官員與新巴士公司代表出席，惟俱遭婉拒，才鬧出電視台辦了一次「公審大會」而非時事論壇的笑話，新巴董事事後解釋拒出席論壇原因乃事忙；而官方的回應更令人啼笑皆非，交通事務局的解釋是：「該局同日已安排落區直接與居民接觸，了解巴士站的實際問題，掌握新巴士服務模式的運作情況；又稱有派員記錄相關活動內的居民意見，作為改善巴士服務時的參考。」既然有派員到論壇記錄居民意見，又何吝嗇派員坐在台上與市民「面對面」溝通？躲在台下抄寫意見除了避過出醜難堪外，又有甚麼意義？說穿了還不就是怕面對群眾！
須知，群眾罵聲最有助於發現政之所失。所謂「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政府有哪些工作沒做好，市民最有發言權。市民罵聲往往最能為政府改善工作指明路向。況且，巴士新服務模式係由政府主導、政府包辦（金錢），用的是公帑，這與過去巴士服務私營年代不同，平日不坐巴士的市民現在也有權過問巴士服務的質素及其為社會帶來的影響。官員請別耍驕傲，也不要怕面對群眾；因為你們還有一個名字叫：「公僕」！

最低要求恐成最高水準

最低要求恐成最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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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了新巴士服務模式四天所出現的狀況，可用「未準備好 」四字概括之，想是最客觀的評價。「未準備好 」具體所指是新的巴士公司，亦是指未能事前洞察問題，及早解決問題的負責官員。
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個準備的過程，當準備妥當後，還會問上一句：「準備好了沒有？」，當回話「好了」，才會號令出發，小如兩公婆出門旅行，大如穿梭機升空都如是，決不會到了口岸後才發覺沒帶護照；升越大氣層才知機內沒宇航員，變了無人駕駛！遺憾的是新加入經營的巴士公司就是如此甩漏，官員未能察覺危機，仍照喊「出發令」，顯不負責。
新經營的巴士公司公開承認，服務不達標主因是司機嚴重不足，公司二百五十名司機要應付四百人的工作量，惟這都應是事前可以預見的，八月一日還沒解決好就照樣上路，這是甚麼態度？是等待奇跡出現？還是靜候上主打救？官員又為何讓一家未準備好的公司投入服務？把市民的利益置於何處？
這狀況不關新巴士服務模式初所需之磨合期 ，亦不是由另外兩巴出車支援便可罷了，新巴投標時必然知道自己的加入勢必更拉緊人資，既然要投得這巴士服務，就應有自己的人資盤算，以履行服務合約承諾，不能到時賴這賴那，也不能單靠政府，要有自己的辦法，冷眼看新公司初期的不著緊，留有以待的態度，到政府迫於輿情，重申巴士司機不輸勞後的慌亂至放任，令人對「新巴士服務模式」前景不敢樂觀。
由政府「買單」的新巴士服務，巴士公司轉換成純粹是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巴士服務今後成為「穩賺」的生意，承包者只會想方設法減省成本開支，以爭得利潤的最大值，「新巴士服務模式」上場之後，因沒有了市場商業競爭下出現的提供更好服務以爭客源的動力，沒競爭就沒進步，合約的「最低要求」恐成今後的最高服務水準，搞不好，或連這個也不達標，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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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的無奈

2011-08-01

                          總理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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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七月廿八日在「七‧二三」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現場會見中外記者，強調「這起事故能否處理好，關鍵在於讓群眾得到真相」。
言猶在耳，一日之後通往「真相」的一道重要之門──「輿論監督」卻被粗暴關上。廿九日晚上內地傳媒收到「有關部門」轉達中宣部指令，稱鑑於事件引發「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要求各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新聞網站，「迅速降溫」，除正面報道和跟權威部門發放消息外，禁止再做任何報道評論。一夜間國內數百報章要匆匆改版，千位記者被斃稿！
總理溫家寶不是對著鏡頭向全國人民堅定指出：「事故調查處理全過程要公開透明，要接受社會監督。」？這不是狠狠摑了總理一記耳光？究竟是總理說了算？還是中宣部說話才算數？是權力鬥爭？還是從來就是一齣「講一套，做一套」愚弄人民的大戲？
據稱是內地著名女星湯唯所寫的博客文章，近日在網上熱傳，引來各方共鳴，文章寫道：「一個強盛的國家，開放槍枝都不會被顛覆；一個虛弱的政體，買把菜刀都需要實名；一個人性的國家，總統會逐一唸出遇難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個冰冷的政府，遇難人數從來都是高度機密；一個自由的國家，記者可以將內閣大臣追問到滿頭大汗；一個禁錮的體制，官員則告訴記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沒錯，「七‧二三」事件正好說明了在一個禁錮體制下，可以讓如何荒謬的事情發生，也許當貪贓枉法、控制輿論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規則、甚至已成為一種制度時，身為國家領導人也是無可奈何。
或許溫家寶真不是人稱的「影帝」，他是真心想中國改革進步，也真心痛恨腐敗，可惜他最多也只能如嘉慶皇帝寫寫罵貪官的詩，卻沒能力澄清吏治，終亦不能阻止「天下大亂」的發生，這是歷史之必然。

自作孽不可逭

自作孽不可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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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動車追尾慘劇，由意外的發生至救援善後，都向世人說明中國大陸與世界文明相距仍遠，通車大過天，人命放一邊；掩埋車頭不只掩埋真相，還掩埋良心，更可悲的是把人民對國家的信任也一併掩埋。港媒形容為「人禍國恥」真的不為過。
近日連央視主播也看不過眼連珠炮發，怒問官員領導：「能不能讓我們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讓我們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樓房，能不能在發生重特大事故的事後先別把車頭埋掉？能不能讓人們的幸福享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中國，請你放慢速度的腳步！走的太快，不要把人們的靈魂落在後面.....」當然更振聾發聵的就是近日在網上瘋傳的這段微博留言：「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為陷阱，不要讓房屋變為廢墟。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個體，都不應該被這個時代拋棄。」無怪連《紐約時報》也特地把文字譯成英文放在報道中。中國領導人實要好好反思，這幾十年來那種「大躍進」式的發展策略帶來的種種惡果，尤以對人文素質的破壞與人命的犧牲所犯下的「罪行」。古語有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上世紀「超英趕美」落空，現在剛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便又急於向「世界第一」衝，只顧最快、最高、最長，不向更好、更妥、更安全下功夫，人家日本行走四十七年的「新幹線」，從來沒發生傷亡意外，為甚麼不學習人家的管理及對生命的重視？
中國係時候放慢步伐，不要死追「中國速度」的神話，現代文明是越是要發展，越是要安全。

四大寇照‧趣事‧玄事

四大寇照‧趣事‧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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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一八八七年，孫中山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常常和陳少白、尤烈、楊鶴齡等三人聚在一起，說革命、談救國。時人稱呼他們是「四大寇」。
孫中山在香港醫學院就讀時，只要有空，就向同學或朋友宣傳革命，並且也常常去澳門宣傳。當時一般人，一聽到要作反，要推翻滿清皇帝，都嚇得躲得遠遠，惟恐惹禍上身，只有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和孫中山志同道合。
   據孫中山自述「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誌」。一八八七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以香港「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是也。孫中山憶述﹕「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有陳少白、尤少紈、(即尤列)楊鶴齡三人……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見中華書局出版《孫中山全集》)
  說起「四大寇」，很多人都從書本或展覽看過「四大寇」的合照。筆者中學時所唸的歷史教科書(台灣出版)中，「四大寇」的照片就只得「四大寇」四人。現時大家都知道「四大寇」合照其實還有第五人。他就是站在陳少白和尤列中間的關景良(心焉)，關是孫中山四大寇的學友，他的母親是孫中山的老師，因家長反對，關景良才沒有追隨孫中山革命。
   關心焉後來成為香港名西醫，是中華醫學會及香港養和療養院的創辦人之一。若不是父母反對，歷史可能會改稱「五大寇」了，為何世有把關心焉的人像抹去的照片流傳，想有人以昭示「四大寇」的完整性罷了，《陳少白先生哀思錄》一書中，「四大寇」的合照都只得四人，料亦屬上述原因，決不是如「四人幫」倒台時，中共把王、張、江、姚四人影像從弔唁毛澤東的照片中抹除的政治鬥爭。
「四大寇」照片還有一可說的故事—「奇妙的巧合」就是照片拍攝日子係十月十日，是在預告辛亥革命，「民國」開國之兆？
   現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藏有孫中山「四大寇」合照一張，屬複製品（原件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藏品），乃關心焉醫生送給陳峰先生的珍藏照片。相中有關心焉醫生親筆題字，在照片上由左至右﹕楊鶴齡；孫逸仙‧文；陳夔石‧少白；關景良‧心焉；尤列‧字少紈。時一仟八百八十八年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雙十節日。相片頂端有鋼筆字﹕「10 October 1888」的字樣，以證明該相片是拍攝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雖然歷來都有人質疑有否如此巧合，但尤列在他七十一歲生日時，於香港壽宴上答記者問，亦說此照片係攝於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十日。
  相片五個當事人中有兩人確認攝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事件似無可再懷疑，就讓歷史多個玄妙話題吧。

東方生

回歸道統 重張四維

回歸道統 重張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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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威盛董事長王雪紅（台塑集團前創辦人王永慶之女）和總經理陳文琦捐資創辦的中國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將於今年九月招生，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所非營利慈善高等學府，旨在協助西部貧困學生就學就業，落實教育扶貧的理念。曾經擔任貴州省委書記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得知王雪紅將在貴州興學，曾當面鼓勵稱許。
貴州盛華職業學院除學校章程明文規定，創辦者永不分紅、辦校不辦店、永不求回報外，更矚目是學校要學生學前簽下《講誠信講道德協議》，成為一時佳話。就是這份《校生協議》，狠狠鞭撻了目前的國內教育制度，只重教人謀生本事，疏教道德倫理，畢竟學校給學生最重要的東西，除了知識，還有做人的道理，學校要學生簽下《講誠信講道德協議》，目的就係要為國家社會培養出有誠信、愛心、品德高尚的學生。
中國自上世紀八九年後，信仰迷失，全國官民只管向錢看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社會唯一共識，道德淪喪，誠信缺失，中國人已到了歷史上最缺德的時候 ，做商人的，可為利毒害國家棟樑製出三聚氰胺奶粉、一元五角的食鹽竟用工業鹽充數；還有石灰麵粉、神奇牛肉、坑渠油、化學饅頭等等。不只商德，連做人的最起碼道德也沒有了。
做官的，貪污舞弊、揮霍浪費自不話下，顛倒是非，逼人民噤聲更是強項。在官商勾結下，炮製了大量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無視千百坑人「黑礦」，哪管工人死活！只為填滿官爺商爺的口袋。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中國係時候要回歸道統，重新學習禮義廉恥，孝悌仁信，以挽民族墮落狂瀾於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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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選擇

 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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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智取小潭山」劇目已演到轉角位，劇情快將急轉直下，繼有高官放風不排除要求發展商調修項目，暗示「小修小改」便可批准上馬；近有小吏操弄民意，尊官網遞交之「民意」，貶街頭收得之「表格」，上下其手，路人可見矣。
公平的說，官方所徵得與民間所收得的意見，都不需具名，都可被懷疑造假或灌水，一個可能是「假諮詢」，一個可能是「假公投」，但從過程與表象來看，「公投」也許不真，但「諮詢」實在太假！
政府的諮詢工作沒有走進群眾裡去，只交由電腦與傳真機負責，官員只被動的等待「意見」上門；街頭收集意見則因便宜行事，表格化之，雖或有失詳欠盡， 只說支持或反對，到底都是一個意見的清晰表達，豈能賤視之？當局在延長諮詢期內的怪現象，支持小潭山高樓項目意見突如泉噴，大逆轉超越「反對」意見，這戲劇性的發展可無詐偽？人家到底在陽光底下收集意見，總勝躲在辦公室裡灌水。
其實市民對小潭山起高樓的意見已昭昭明甚，除非官員真的從不走進茶餐廳與公園，也不收聽電台「烽煙」節目，否則不會不知反對聲音係今次小潭山事件的主旋律，若還煞有介事去分析官方收得已遭有心人「炮製」過的民意，除了認真之外，就是可笑！我們還可說些甚麼？
若政府不相信「反對派」、「反斗派」收來的意見，也可委託專業學術機構或傳統社團做一個更科學或更保守保險的民意調查，看與政府宣稱的八百八十份意見書中，有五百八十七份贊成、二百四十二份反對，成不成比例？
惟問題核心也不在於此，特區政府過了土地發展期不依法收回閒置土地，還續批給同一發展商，這才令人不解，令人氣忿，政府好應作交代！所以現在不是爭論諮詢的問題，因為「續批給」本身就已經可能是一種「罪行」，起碼是破壞環境的罪行！叫停撤回是真正以民為本負責任政府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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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密再不機密

當機密再不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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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領導人的「死去活來」，披露「死訊」的香港電視台遭到官方強烈譴責、同行訕笑、市民揶揄；還是資深評論員程翔能說出個深層次道理：這事只是說明最高權力的交替並沒有解決，我們要怪責的是這個制度，而不是搶新聞的記者。
在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健康狀況顯然算不上國家機密，更可況是前領導人，惟在崛起的東方大國卻非如此，老百姓不需要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領導人及前領導人的健康狀況，當權者不需向人民交代，故也只需向國外境外闢謠。
其實對一個前領導人的生死，顯非甚麼天大的新聞，蓋人皆有一死，就算今天不死，終有一天會物故，何需動怒？也何需疾言厲色！中國人就是缺乏些幽默自嘲。
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就曾被人「預告死訊」，一年愚人節，紐約的一家報紙報道他「死了」。結果，馬克﹒吐溫的親戚朋友從全國各地紛紛趕來弔喪。當他們來到馬克﹒吐溫家的時候，只見他正端坐寫作。親戚朋友們先是一驚，接著都齊聲譴責那家造謠的報紙。反是馬克﹒吐溫幽默地說:「報紙報道我死是千真萬確的，不過把日期提前了一些吧。」只有一天大國不把領導人及前領導人的健康狀況當成「國家機密」，澄清傳聞多點幽默，人民關注領導人及前領導人的健康係出於關懷愛護而非窺秘，那麼真正的大國崛起就有希望了。

逆之者亡

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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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無疑是一個中國少有具歷史前瞻的領袖，他曾說過：「權柄，很容易用它，難得的是，甚麼時候不去用它。」。他也說過：「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做總統」，為推動民主化立下典範。又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蔣經國在歷史的時刻決定政治體制改革，要比慈禧強得多，亦聰明得多！故蔣家後人沒被革去性命，國民黨也可敗部復活，重新上台。
歷史教訓當應吸取，九十年後的今天還在說「執政為民」，不是「為民執政」；沒有「人民授權」，卻說「依法治國」。又「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不是「軍隊國家化」。這合世界潮流嗎？不合，又須否改革？
一九四五年登在《新華日報》的評論不是說：「現在是非變不可的時候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要變當向更民主的方向變，這裡毫無懸念。大家須緊記孫中山忠告獨裁者的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二

拒絕改革 促成革命

拒絕改革  促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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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避談革命緣起的歷史背景與中國人的追求民主理想是怪可憐的，與近來在網絡上瘋傳熱播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精彩畢業致辭所諷刺的「荒誕」，有著異曲同功之妙，這「妙」卻反映當權者心中所懼、心中所畏。
 何兵對著即將畢業的研究生們說：「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時代，這個時代荒誕到什麼地步呢？比如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辛亥革命緣起的歷史背景又是甚麼呢？除了是人所皆知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國家積弱、列強窺伺外，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滿清拒絕改革，促使孫中山放棄「和平手段」，實行革命抗爭推翻清室，建起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一八九四年初，孫中山效法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公車上書」，起草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近代主張，可惜得不到李鴻章的理會。上書失敗促發了孫中山的革命觀念，使其踏上了民主革命救中國的道路。
 設想當年清室慈禧若有遠見，適時改行「君主立憲」，還政於民，做個東方大國名義的「元首」，也許清室未必招致覆亡；中國歷史也可能會改寫。 之一

「兩民」主義越多知音

「兩民」主義越多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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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與內地雖社會制度不同，近年同樣面對房價飛漲、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積累不少民怨，確已到了臨界點。歸根究柢就是兩種社會制度都解決不了「財富分配」的難題，尤其是大陸早已拋棄社會主義，改而擁抱資本主義，並且是最劣質的「官僚資本主義」，其結果就是人民的怨氣最大，社會最不安寧、最不穩定。
其實孫中山早在百年前提出的「民生主義」，就是要解決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孫給「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民生主義」的精義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目的為.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後，預防工業化及西化後的社會經濟問題 ，開創均富社會以達成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平均地權」就是以「核定天下地價」為基礎；地價核定以後，土地因私人的改良利用，而所生的價值，仍歸原主所有。但由於社會進步和政治改良的因素，而所增加的「土地自然增值」，實為全國人民所共有的公產，則應屬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若果將全國土地，未來無限量的自然增值，皆歸於國家，由全國人民所共享，則社會財富可平均，那就是孫中山所說：「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了。
致於「節制資本」。非是限制資本，而是限制資本家。孫中山謂：「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之富源耳。」節制資本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為節制私人資本，一為發達國家資本。這是基於百年前中國與歐美的經濟環境與工業化程度不同。可知「節制資本」之目的，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防資本家壟斷，百姓受剝削。
眼看今天港澳地區地產霸權肆虐，國內官僚資本主義吃人，重溫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免有些感慨，有些遺憾；痛惜孫中山的「民生」主張未能在神州大地實踐，無怪乎孫中山的「兩民」主義（民權民生），近年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知音。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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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

 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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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當不可不提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前文說過了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係要讓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四大民權，來直接管理國事。
   關於民權主義的精義，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曾有極精彩的說明，他說：「現在是民國，是以民為主的。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人人都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公司內的無論什麼事，大家都有權去管理，這便是民權主義的精義。」
  孫中山所倡的「民權主義」，後人或有指其概念炒美國《獨立宣言》「主權在民」思想的雜碎，但五權憲法則必為孫中山所獨創之憲法理論無疑（五權憲法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創立的憲法。），蓋美國憲法精神乃緣於美國人認為政府是「必然的惡」，所以制訂法律是限制政府多於限制人民，所謂「最少干涉，最好政府」，害怕有「萬能的政府 」，在保障人權自由方面確勝過後來在西歐、亞洲及拉丁美洲陸續出現的民主國家，但政府功能漸退，效率有時不佳，往往便變成了「無能的政府 」，孫中山在上世紀初已有前瞻，故以儒家仁政的思想融入歐美民主政治主張，創立「五權憲法」學說，倡政府「權」與「能」分開，也就是「政府有能 人民有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政權來管理政府，便不怕政府成為萬能。而政府則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治權來分別替人民辦事，便有能力去為人民謀福利。　
    在歐美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基礎上，加入我國固有的考試、監察兩權，建立五權分立制度，孫中山認為這才是理想的政制。因為三權分立係以法律為中心，五權分立則兼重治法與治人，以立法司法管法，以考試監察管人，孫中山特別把考試權獨立起來，其主要目的就在實現專家政治的理想，也可減少任人唯親，以臻人才治國之期盼，所以考試權是管人的「才」，而監察權則是管人的「德」，官無德，國家人民又怎來幸福？
今日回看孫中山所倡的「五權憲法」，確有優於歐美民主國家之處，在眼下大陸社會接連發生人數動輒過千的民眾騷亂，皆因官權無限，民權不張，貧富衝突、官迫民反所致，乃社會制度所生的惡果。今之當權者會否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反思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借用作治亂良方？

東方生

民權

 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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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粗講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因時代的演進，當今已不是甚麼大理論，惟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主張卻懷有劃時代睿智，放諸今天，其理論沒有過時的感覺，仍應是人類所追求的公平公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天堂。無怪乎近年國內民間掀起一股認識孫中山的「雙民主義」（「民權」與「民生」主義）之風，不少知識分子也加入熱論，認為是今日信仰迷失中國的出路。
   孫中山拜服解放黑奴的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之名言：「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孫中山認為「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國家之元首百官，始變而為人民之公僕，服役於民者矣。」為達到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主張採取直接民權，就是人民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種政治權利，來直接管理國事。「人民有此四大權，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範官吏，然後始得稱為一國之主而無愧色。」
  孫中山這個「民國」之夢，在創立「中華民國」四分三世紀來遭受軍閥割據、內戰、日本侵略等因素未得在神州好好實踐，惟在近這十多廿年間，在偏安的孤島上似長發了嫩芽，人民能行使四大民權，體現「人民最大」，回望大陸，近年人民維權事件屢起，由拆遷至社會治安問題，官民衝突多生，輒有暴亂，社會紛擾，禍因本是「人民的國」的「共和國」不是人民的國，人民四大權沒能擁有之過。

哪能不提「三民主義」？

哪能不提「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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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是應永遠被中國人民記住的重要日子。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在一百年前的這一天終收獲成果，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國千年帝制、締造共和，拉開了中華民族謀求獨立和振興的序幕。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此間由年初起已有連綿的紀念活動，惟大多都只流於「愛國教育」形式，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它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精神，都少正面觸及探討，對孫中山所倡的「三民主義」，更被刻意遺忘。這對本已「歷史無知」的年青人並無好處，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又怎可不提「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政治綱領，也是建設民國的一種思想力量。是《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三民主義包括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以及「民生主義」。孫中山歷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曾多次對「三民主義」有作修改補充。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對國內民族問題與對外「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地位的一項主張，它主張我國民族自救，包括「內求統一」與「外求獨立」。
「內求統一」是國內各族，團結一致，在平等基礎上，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國家，統一具全體中國人的希望，孫中山認為能夠統一，全體人民便能享福，否則便要受害。
「外求獨立」其意義則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過去最重要的便是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於今，則是要認清國家命運操之在我；要莊敬自強，慎謀能斷。
由是觀之，孫中山所倡的「民族主義」不同於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或「極端愛國主義」。

共產‧大同

共產‧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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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雖千頭萬緒，但也不難理解，其中心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現代流行語：「資源共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經濟權利，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
其實早於馬克思二千四百年前，孔子所倡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就已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馬克思所指的「共產主義」社會，不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大同世界」嗎？
如何去到「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能在全世界實現，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歷史必然趨勢。過程是通過「鬥爭」與「革命」，消滅階級、消滅剝削。
如何達至「大同世界」？孔子只描繪著圖畫，沒有清楚說出路徑，如何可天下為公？仁、義、禮乎？想必亦從個人修身做起，靠的是道德力量推動。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焉。」，孔子雖沒如馬克思所認定「共社會產」必然會出現，郤認為三代已算是大道之行，還嘆生不逢時，未能趕上，而心卻向往之。
因人類的自私基因，「共產主義社會」和「大同世界」可能永遠都只是人類不可企及的理想，一個烏有之鄉，但做不到天下為公，也應可做到「天下非一家之私」，「天下」乃「匹夫」共有吧。近百年人類社會發展，奉行民主的國家地區愈來愈多，極權獨裁的國家地區愈來愈少，可是現今中國既放棄了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信仰，亦不甘重拾儒家道統，致令道德破損、社會脫序，民變未致，民心已早變，天下興亡，匹夫以為有責，卻先遭關押。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理念已在全世界開花，可是這種民本思想，卻原來中國人最缺，中國當官的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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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小潭山

智取小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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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潭山申建超高樓事件的發展，結局只有三個：一是按特首及劉司口中所謂的「嚴按現行規例進行審批」，亦即 政府的「一貫做法」，當必「依法」批准無疑。准發展商改用途圖巨利的例子，過往不勝枚舉，近如批准新口岸一幅閒置十九年商住地放高（由原本的十六層增至卅四層），並增建酒店，就是最新活例。
二是對項目「小修小改」，虛應輿情，圖過「雙贏」結局，便宜還是給發展商佔去了，小潭山依然逃不過被宰命運，自然環境最終仍是遭破壞收場。
三是政府廣納意見，從善如流，拒絕小潭山建超高樓的申請，或只維持發展商原有的發展項目，代價就是特區政府「置換土地」作「補償」，發展商這便「得其所哉」，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把戲，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
其實應可還有第四個結局：就是依法收回「閒置土地」，不作補償。但特區政府就是不敢亦不會依法收回閒置土地，小潭山這幅閒置地不僅超逾原有的發展期，甚至超逾二十五年批租期，而政府都竟不收回（那怕發展商或提訴訟），道理何在？不是清楚說明特區政府不是從社會最大的利益考慮，而是從保証商人利益的立場思量，公眾質疑利益輸送，又可怪誰？
以上三種結局，發展商都立於不敗之地，我們不要讓人「智取小潭山」之計得逞，就只能靠市民團結發聲，市民也好應智取小潭山事件的契機，造成更大的輿論壓力，制止損公肥私，破壞環境之事發生。我們不要假諮詢、也不要假公聽，我們要盡快完成修訂「土地法」、盡快制定「城市規劃法」，終極目標不僅是鐵腕回收閒置土地，重要還是保育特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山體這個不可再生的資源，以致全澳居民的生活質素。

可能出事 總會出事

  
            可能出事 總會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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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首份跟蹤審計報告揭運建辦輕軌系統的財務管理、外判服務一盤混帳、一塌胡塗，令輕軌上馬之初大多數市民所擔心的事成為事實，就是輕軌系統將走不出澳門特區大型建設的傳統，大幅超出預算收場。
審計署報告顯示，單是「輕軌行車物料及系統」判給價已超過當初估算，輕軌建造費已最少增至近八十七億元，較運建辦估算的七十五億元超出近一成六。筆者可向審計署作出預告，澳門特區的《輕軌系統 ─ 第一階段》建設勢必遠超此數，因為不少「項目」支出都被人「有心無意」的收藏起來，未納入當初估算之中，看來不過百億勢不罷休。
大型建設大幅超支，主事官員會祭出很多理由，如因應原材料價格上漲、匯率變動、環保施工需要等....如這等理由也不足令人收口，那「經驗不足」就是最佳的下台階了。
特區大型建設總逃不離「梅菲定律」〔Murphy's Law），「有可能出事的必然會出事」，一切「制度漏洞，監管不足」，都成了」。 事敗的輓詞，而「善用公帑，帳目透明」則永遠成為可說不可即的「遙遠之夢。

東方生
2011-05-25

破壞山體罪孽深

  破壞山體罪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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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大潭山……瀕死的小潭山。
發展商的魔爪正侵蝕仔的自然環境，陽光充沛的特區政府似乎無動於衷，還隱然指導包裝，予以配合。
蓮花地東望洋山及西望洋山已先後失守，「失守」者係其景觀，而仔大、小潭山丟失者卻不止景觀，還有它的山體。沒有了大、小潭山，仔還是仔嗎？
「澳門總體城市設計概念」講的不是強化「山、海、城」關係嗎？為何遠不見山脊線、近見山體縮水了的事可一再發生？
劉司不是說過要保護山體依法限制工程嗎？還針對「反對破壞大、小潭山山體」的聲音回話：「大、小潭山上的工程項目，雖屬回歸前已批出項目，但政府未來會因應現有山體保護法律法規、保育法規等作出限制，以將有關項目對山體的影響減至最小。」現在政府所做的.....是否已是將對山體的影響減至最小？還是要証明「現有的山體保護法律、保育法規」，可讓「官商合作、破壞山體」有可乘之機？
我們悲傷，是因為我們不斷地喪失自然環境。
我們憤恨，是因為官商貪婪自私成環保罪人。
一切為了滿足私欲而不顧破壞生態，掠奪公共資源的人都該受譴責。

快樂政治

快樂政治

卅多年青人在「澳門電訊」公司議事亭前地門市店前「仆街」，抗議該公司的互聯網服務網速慢、收費貴。不單揭開了本地年青人快樂政治的第一頁，還勢必影響今後本澳各類社會抗爭活動和政治表態的形式。
在社交網站有人發起今次「仆街」行動之初，不少人都不看好會有很多人真的走出來「仆街」抗議，這是緣於對澳門人的保守性格認識，但看到昨日這班年青人的「前仆後繼」表現，筆者相信「快樂政治、快樂抗爭」的概念，已在本澳萌芽，它告訴傳統的澳門人，表達不滿，甚或抗爭，不一定要聲嘶力竭嗌口號；也不須擲雞蛋的激情。
看看香港早前由「八十後」主導的反高鐵運動，已是快樂政治的一次完美示範，當中的「五區苦行」更有行為藝術的高層次影子，可予借鏡。今次青年人的「仆街」，是為不滿電訊公司的服務，往後對一些公共和政治議題，市民也可「照辦煮碗」，用創意行動、行為藝術去表達訴求，此時對象可能就是政府部門了。
想不到臺灣「仆街」搞怪少女，原本「仆街」帶大家認識臺灣，竟啟發本地年青人「仆街」表達不滿，甚而可能開創澳門人「快樂政治」的新天。

放下權力的傲慢

放下權力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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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總署被踢爆對市民兩年前已反映媽閣自由波地的圍網問題，一直不作為，致釀成慘劇後才「忽然關注」，但一大堆需平衡景觀及安全的說話，都是搪塞之詞，而對有沒收過上述投訴，也不肯（或不敢）作證實，在在顯示出權力的傲慢，令人擲筆三嘆。
如何處理兩年前市民對搞好媽閣自由波地安全的懇求，民署或許真有她的專業考量，但如今出了人命意外，官員總該有「伯仁由我」的咎憾，可惜的是官員表現缺乏同理心，對大眾關切的無動於衷，逃避多於面對，卸責為先，不忍卒睹。
其實不獨民署官員有此權力的傲慢，其他部門官員亦犯此毛病，試看「飛灰風暴」、遊行「阻撓採訪」事件 ，都可看出當權者的偏執與傲慢，雖未致於「無法無天」，卻實在已「荒腔走板」，受苦受害的永遠是民眾，所以在此呼喚當權者放下權力的傲慢，學懂謙卑，學會聆聽，善納諫言，徹底檢討工作失誤。

  始而怒 繼而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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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五、一遊行前夕宣布設立「傳媒採訪區」，「採訪區」雖沒有用上，驚現的是「人肉圍牆」，事實證明警方確有妨礙傳媒採訪的意圖，且「圖窮匕現」，事先張揚的遊行「採訪區」創舉，其實就是為了警方需要時「封鎖消息」而設。
警方事後的解畫掩蓋不了妨礙新聞自由的事實，除非承認「愚蠢」，怎能令人相信這是「照顧傳媒採訪安全」的做法？值得關注的是，警方人員以粗暴手段拖拉記者的不當行為應受譴責，警方對此應有個說法，道歉大可不必，但保障記者今後的採訪自由及接近真相的自由，這個最卑微的要求則必須要做到！
要知道民主自由社會新聞自由絕不容干預，也唯有在記者享有充分的採訪自由，人民才能有足夠了解社會的資訊，判別是非。
筆者對五、一遊行警方阻撓記者採訪事件，始而怒，繼而驚。驚者是歷次遊行，警方都只「依法破壞」，針對的是遊行群眾及組織者，今次竟連記者採訪也封殺，一再說明警方全不把尊重市民的示威遊行權利放在高位，也不把確保遊行能順利舉行作為警方的重責，視示威遊行係警民的角力，才生了寸步不讓，動輒打壓的念頭。在日漸走向公民社會的今天澳門，警方若不改變思維，遲早必出亂子。

東方生

孔子出沒注意

孔子出沒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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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北角國家博物館前的孔子雕像僅放置百日，便被移入國家博物館內，國內民眾批評當局朝令夕改，孔子又一次淪為政治工具。
中國共產黨創建人原多主張打倒孔家店，建政後大破大立，打破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看似是傳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實則新朝秩序只為治民工具，以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中國人的傳統道德僅在這二、三十年間的政治鬥爭中已洗滌淨盡，蕩然無存。及中共覺悟前非，實行改革開放，卻又放棄了自己的原始信仰----「社會主義」，中國進入信仰真空時代!
雖然經濟發展取得驚世成就，可國人精神文明卻墮落到動物層面.社會弱肉強食,官貪民賤，富驕貧諂；有強權、無公理。難怪乎總理溫家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改革開放卅年來，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
近年 大陸社會有人提倡尊孔，就是針對目下信仰真空年代，圖重整社會道德人心，《論語》熱與電影《孔子》的拍成，及天安門廣場安置孔子雕像，都可支持這種說法，可是孔子雕像百日消失 ，又應如何解讀？真是儒家溫良恭儉讓文化、修齊治平的治國理念不合國情嗎？下篇再談。

春‧秋‧筆‧法

春‧秋‧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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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著（編）春秋，微言大義外，亦為尊者諱、親者諱、賢者諱。
《春秋》大義可在文字章句中求索，微言則指「不以言言之」，即不能從文字中求得，亦即孔子沒有明確說出的話，卻在事實的陳述裡尋得褒善貶惡之義。
孔子這樣寫春秋的筆法就影響著兩千年來中國的記事者、修史家，以至文學家，成為一種敘事文章的楷模，尤以後來出現的新聞記者，更奉為圭臬，使之中國（或華人）有別於西方的一套新聞報道寫作。
台灣的傳播學者陳順孝對此有更盡致的剖釋，陳指出封建時代的中國記事者，為了闡揚名教、規避筆禍，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發展出一套報道理論──春秋筆法。要點有三：一是尊諱親隱：根據當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與自己關係的親疏遠近來取捨事實，為尊者親者隱諱，對卑者疏者撻伐。
二是危行言遜：根據現實環境的安危吉凶來決定進退行止，情境安全時秉筆直書、情境險惡時迂迴轉進。
三是暗寓褒貶：藉由精心選擇事實、挑選用字，來迂迴表達意見，褒貶人物。
陳順孝又認為，清末維新與革命後，民主意識勃興，為尊者諱的春秋筆法視為封建遺毒，報人轉而學習從美國引進不分貴賤，據事直書的客觀報道，惟近代海峽兩岸長期處於戰亂和強人統治的陰霾，記者飽受囚殺威脅，源於民主自由社會的客觀報道，無法幫助記者化解威脅，反而可能招來更多更重的報復。記者只好重新擁抱春秋筆法……來記實與避禍。
隨著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以致政黨輪替後，台灣的民主自由普及，白色恐怖不再，政治新聞幾全無禁忌，台灣的新聞記者又再次拋棄春秋筆法，而神州大地雖經卅年的改革開放，惟政治改革未開闊步，國內報章媒體雖猶如雨後春筍，與卅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議事論事，尤是涉及政治層面，還不能拋棄春秋筆法，未可直書董狐之筆，誠可憾也！
至於濠江，表面是開放社會，本該據事直書，客觀報道，奇怪的是仍有人擁抱春秋筆法，更不忍卒睹者「有奶是娘」竟還多著。

東方生

要靠每個人覺悟

                       要靠每個人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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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又見英雄樹......正在獨傲殘春笑落花。
十丈珊瑚是紅棉，花開紅比朝露鮮。滿樹烽火，燦爛如錦，仿似大紅燈籠高高掛。今天春已開到荼薇，紅棉含笑落花，告訴大家作別苦寒。
椏枝支支向上、樹身筆直粗壯，先開花後長葉、四季不同風情的英雄樹，令筆者聯想起近因「涉嫌經濟犯罪，正被依法接受調查」，特立獨行的艾未未來。
艾未未與英雄樹外型陽剛氣十足，英雄樹傲然獨立，冬天禿枝寒樹，春天一樹橙紅；艾未未特立獨行，拒絕犬儒，拒絕恐嚇。
但誠如艾所言：「你如果希望瞭解你的祖國，你已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為經濟愈發展，統治者對維護自身利益、對維護「改革來之不易的局面」也更堅決，對異議人士也就更無法包容！
國際天文學會去年底，將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艾未未星」，以表彰艾未未在藝術領域的成就。但艾未未此刻正要為自己的特立獨行付出代價，可惜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似乎事不關己，祇忙著發展經濟、忙著賺錢。未為這位才華洋溢、嚮往自由公義的同胞發聲！艾未未說過「社會要發生任何變化，必然是每一個的覺悟，而不是憑幾個人的努力。」也許姹紫嫣紅色，從來渲染難。要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他們可以活得更無拘無束、活得更多彩多姿，還須更多人的努力。甚至還須幾代人的努力。

東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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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爭朝夕‧美景留不住

-------------------------------發展爭朝夕‧美景留不住  --------------------------------------------- 
「青山原是我身邊伴，伴著白雲在眼前。碧海是我的心中樂，與我風裡度童年……是誰令青山也變，變了俗氣的嘴臉，又是誰令碧海也變，變作俗流滔天。」二十多年前香港電視劇主題曲的曲詞正好說明了今天澳人對特區大肆破壞環境的痛心與無奈。
「濠江八景」曾是這個小城的標誌，如今已湮滅在石屎森林與堆沙填海中，成為了居民的「集體回憶」。
城市發展無疑會立新破舊，但特區的移山填海卻是無節制的，大肆破壞自然環境令人痛心，最離譜的是一些非必要的破壞，如廣挖山體建豪宅，中區超高大廈拔地而起，遮擋世遺景點，亦形成屏風效應，影響居民健康……澳門的城市發展充滿侵略性，還要「只爭朝夕」，原有的天然景色在短短十年間消失迨盡，令人握腕，只怪政府的短視與民間的環保力量還未成氣後所致，如今只有望特區政府停下破壞環境的「魔爪」，並想法修補「罪孽」。

東方生

特立獨行 為啥要付代價？

特立獨行  為啥要付代價？

    國內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旗下報章《環球時報》昨發表社評，將被公安「帶走」至今下落不明的內地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形容為「特立獨行者」，是新中國建政以來首次使用這個字眼形容「異見人士」。
  社評又指，艾未未喜歡在「法律邊緣」活動，終有一天會「觸線」，這種人亦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中國法律絕不會在這類「特殊的人」面前繞彎、讓步。
  「特立獨行者」的稱謂，對艾未未來說算是客觀公正，艾未未不單「特立獨行」，還很「特別特殊」，這才是當權者對之比較客氣的原因。試看，艾未未零八年底發起對「五一二」 汶川地震」的公民調查運動，完成一份五千多 名因豆腐渣校舍遇害學生的名單；又曾為維權人士譚作人受審應邀出庭作證；去年更在北京發起「河蟹宴」，諷刺當局打壓不同政見人士；又「大膽」為替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爭取權益的趙連海被冤奔走呼號，若果他不是著名詩人艾青的兒子，早已關進牢房，還待今天才被「帶走」？
  可以這樣說，當權者還念舊情，畀面故人艾青，亦畀面「虎父無犬子」的艾未未，亦即畀面兩父子在海外的影響。不到「觸及底線」，還不要艾未未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艾青父子受當權者的「禮遇」外，還應受到人民的尊敬，因為父子二人言行作品始終肯定人性、尊重生命、批判極權、懷抱民族愁苦。艾青年青時曾因為反國民黨而坐牢，投奔延安後也不改批判作風，大膽抨擊當時中共的文藝政策：「希望作家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河況他改呢？」
 艾青的這樣性格終要付出代價，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逐漸恢復自由。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艾青又被關進「牛棚」，直到七八年才被放出來。可是艾青並不被苦難打垮，在七八年剛出「牛棚」，即寫下《光的讚歌》這首新詩，詩中有句云：
「有人對光滿懷仇恨
因為所發出的針芒
刺痛了他們自私的眼睛
歷史上的所有暴君
各個朝代的奸臣
一切貪婪無厭的人
為了偷竊財富、壟斷財富
千方百計想把光監禁
因為光能使人覺醒 ......
他們要的是奴隸
是會說話的工具
他們只要馴服的牲口
他們害怕有意志的人 ......
他們佔有權力的寶座
一手是勳章、一手是皮鞭
一邊是金錢、一邊是鎖鏈
進行著可恥的政治交易
完了就舉行妖魔的舞會
和血淋淋的人肉的歡宴 ......」
讀者看罷，是折服艾青當年的勇氣，還是替他捏一把汗？


東方生

接近權力的亢奮

接近權力的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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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就像氧氣，人們要爬向更高峰，就愈需要氧氣。但權力又像春藥，吃了就覺興奮，吃多了，就更把持不定，越軌犯法的事情也敢做出來。
權力擁有它時是如此興奮，如此亂性，就算接近它時，有人也會感到亢奮，環視現今特區社會，也多有這種接近權力亢奮之人，他們四方追趕，八面鑽營，為的是要享受接近權力的亢奮，一旦做了甚麼委員，甚至只是甚麼顧問，便自覺距權力中心不遠，趾高氣揚，亢奮非常，要不口出狂言，便是自我膨脹。
統治者窺準貪此虛榮者的「死穴」，也樂得「收編」與「招安」，難怪乎特區成立後，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多如牛毛，直看得人傻眼。
所以，眼下特區擁權者沒有適當制約，就像吃了春藥，橫衝直撞，任意妄為。而不少人亦為了追求這種接近權力的亢奮，趨炎附勢，政府缺乏監督，社會和諧表象正如薄冰，決經不起碰撞。

東方生

責己既已周 責人斯無嫌

人民總理溫家寶昨傍晚結束旋風式訪澳，在卅二小時留澳期間，總理留給澳人最深刻的說話，不是首次踏足澳門心情激動的客套話；也不是我們要特別關注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的溫馨語；更不是相信澳同胞有能力管理好澳門的讚言。而是在會見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負責官員時，引用「公生明，廉生威」的明代《官箴》來勉勵特區官員一幕，才教人難忘。
溫總說：「在澳門的社會，可能廉潔更為必要，特別我們的官員要「民不畏我威，畏我廉；公生明，廉生威」。廉潔自然在老百姓心中樹立起威望，群眾才會信服，否則你在台上講的，與在台下的事情不一樣，群眾就不會信服。 」
溫總這句話最堪玩味之處是：「廉潔在澳門的社會，可能更為必要！」。簡直畫龍點睛，可圈可點，一切盡在不言中。「公生明」語出荀子《不苟》篇：「公生明，偏生暗」。意為「公正使人明察，偏私使人愚闇」，明代理學大師曹端為文說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後來這段文字在清道光時由陝西延綏道台顏伯燾，請陝西長安縣令張聰賢將其父顏檢的筆墨作為拓本，刻在石碑上。目前此石碑仍立於西安碑林。朱鎔基任總理期間就一直以此「公生明，廉生威」的明代《官箴》作為座右銘。在人民心目中，朱亦真能做到「廉生威」之境！
剛好兩年前，筆者曾為文以溫家寶總理向官問難之言：「忘記了你們是人民供養的！」來指也可套用到澳門特區高官身上，蓋筆者認為特區官員回歸後都在過著舒適的日子，尸位素餐者有之；以權謀私者有之；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者闕如。在其位不謀其政，胡混度日，未察民情，不解民困。想不到溫總首次訪澳，即對特區政府官員有所「訓示」，且切中時弊, 但望這不是「人民總理」作的秀，目的只為讓澳門市民消消氣。
 在此亦願祖國以至特區為官者，都能做到「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東方生

           蔣經國歷史的抉擇

蔣經國歷史的抉擇

自突尼西亞民眾奮起推翻獨裁總統之後，古老的埃及亦創造了廿一世紀資訊革命帶來的政治奇蹟，十八天非暴力的民眾示威，終趕走了貪腐卅年的獨裁統治者，這場所謂「茉莉花革命」的餘威，現還在非洲和中東上空迴盪，國際正關注下一個茉莉開花的是哪一個國家？
從這場風起雲湧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中，筆者想起一個中國人來，就是從「獨夫」到「偉人」的蔣經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蔣家王朝」在台灣仍大權在握之際，蔣經國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感動的抉擇，終至後來首次在中國人的土地上，人民可不分貧富、地位，一人一票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
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從「虛君」的嚴家淦手中，名正言順地接過其父蔣介石的權力棒子，就任「總統」後仍延續其父做法，繼續搞「威權政治」。在他「繼位」後的七、八年間，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蔣經國除一方面大力發展經濟外，一方面亦繼續鎮壓「民主派」人士，禁錮言論，以鞏固其「蔣二世王朝」。
歷史上的二世祖多竭力守業，日憂夜慮恐成「亡國之君」，江山不在自己手中丟失，就算完成祖命，況且是已失大半江山的「蔣家王朝」。
可是一個長期掌控國民黨情報系統，崇尚特務統治的蔣經國，在晚年卻做出大多數中國人意想不到的決定-----開放報禁黨禁，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毅然還政於民，才至有今天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台灣 。
或許有人嘲諷蔣經國，是因為諸兒碌碌，才無奈放棄繼續「金陵春夢」，但卻忽略了他前半生的歷史，可能係影響他晚年所作的「歷史抉擇」。      
當年十六歲的蔣經國被父送往蘇聯留學，用蔣經國後來的話說，是在蘇聯做「人質」。在蘇聯的十二年間，備受磨難，可能出於自保，表現非常激進，甚至大罵父親「背叛革命」，並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及後蔣經國回國被蔣介石派往上海「打老虎」，至蔣經國的贛南新政，都可窺見蔣經國年青時確有左傾思想和嚮往「社會主義」，蔣經國當年擔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時，打擊地痞流氓毫不留情。推行「三禁五有」（禁煙、禁賭、禁娼。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書讀、有工作。）政策，比照今天中國大陸更像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所以至今仍為當地人稱道。可見蔣經國對強國富民曾有過一番理想與抱負。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是迫於形勢也好，是領悟潮流也好，聰明的蔣經國在暮年選擇了順流者昌，放棄獨裁，還政於民，由「獨夫」而至「偉人」，蔣經國自有他的歷史地位，史家不會漏寫他創造條件和平交還權力，開創民主的一筆。


東方生

了不起與瞧不起

了不起與瞧不起

記得星雲大師曾論過「了不起與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兩種生活態度，造就了大師的多采多姿人生。
大師更開示總覺得別人都很「了不起」，才會懂得尊重一切，謙卑處事；終日自慚「沒有什麼了不起」，才會努力奮發，不斷改善。星雲大師的生活態度，不也是我們當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工作態度嗎？
誠然記者被稱為「無冕皇帝」，媒體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地區更被視作「第四權」，但若自以為是、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就危險了。
記者有時身處一些場合，被奉承、被扛捧，可能只是有人想記者幫他宣傳、幫他說好話，記者若以為自己就是上帝，未免太天真。
記者有時亦會被歌頌、被讚揚，那時就更應自覺「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記者決非「包青天」，也不是「救世主」，要面對現實，社會因你而改變，也要民智官智配合，驕傲自大只反映自己的淺薄。當然，再等而下之就是「好為國師」者，習慣以統治者、管治者的視角出發，提「治民」之道，不為民眾喉舌，還以為「了不起」，這是筆者最「瞧不起」的。
              

東方生

真實才能恆久

「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展在澳引起哄動，門票早已派售一空，向隅市民只好上網搜尋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片段欣賞，聊以自慰。
本報今日《澳門街》專版趁《上河圖》熱，訪問了歷史學者講解這幅謎樣的國寶，究竟帶來甚麼啟示，筆者亦不昧淺薄，粗加己見。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不朽名作。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繁華熱鬧景象。全卷畫面內容豐富生動，集中概括地再現了十二世紀北宋全盛時期汴京的生活面貌。
近年，有人對這《上河圖》是否描繪「清明時節」提出異議，彼等多從景、物、人、飾問疑，糾纏春秋季節之爭。
次而有指「清明」實乃地名，指汴京東水門一帶的「清明坊」。更有指「清明」係「政治清明，盛世太平」之謂，信此說者指是張擇端繪汴京風景，在諷諫宋高宗南渡之後，久而忘返，繪畫進諫是人臣未敢言激也。亦有謂張擇端繪畫以逢迎徽宗，惟也不便直言清明盛世，故以「清明」隱喻之，亦屬士人之含蓄「擦鞋」云。
莫論「清明」之意是否後者，張擇端要用畫筆紀錄北宋帝都繁華盛世之意很明顯，但《上河圖》並沒有歌頌帝王豐功偉業，亦沒硬銷北宋如何強大，全畫以民眾為主角，行人中有紳士、官吏、僕役、販夫、走卒、車轎夫、作坊工人、說書藝人、理髮匠、醫卜者、行腳僧人、頑皮兒童，甚至還有乞丐……訴說繁華，卻未避渣宰，忠實反映社會，畫中每一個平民都是主角，都有其自身生命，合構成曠世之作，讀者會想像若今天有人要為「大國崛起」作畫，不會是領導人、名人及所謂成功人物作主角？以前已有太多這類長卷畫作欺世，近期那個在美國熱播的「中國形象」廣告，片段裡主角不又是盡皆名人，哪見平民老百姓身影？
可以想像歌功頌德的文創不會傳世，只有描繪真實生活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東方生